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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砰砰乱跳，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什么。她把那玻璃瓶装满了水，把花插好，放到她床边的小课桌上，盯着那花看了好一阵，觉得心里甜甜的：他还记得我，还记得我想看山楂花，他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把山楂花给我送来。
她甜蜜了一小会，就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会不会同时还留了一封信在花旁边？按说他应该放一点什么表明他身份的东西吧？不会这样不声不响地放束花就走了。如果他是放了一封信的，那么信到哪里去了呢？
她家门前就像市里的解放路一样，是学校最热闹的地方。全校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都在静秋那栋房子旁边，她对面又是学校食堂的后门，到食堂打水打饭的人要从那里过，到水管来洗衣服、洗菜、提冷水的人也一眼就能看见她家门口那张桌子。
她不寒而栗，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时她家隔壁住的就是她初中的班主任，叫严昶，l师大毕业的，听说文革初期在l师大是个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很会整人。后来造反派失宠，他被分到比较边远的k市八中来了。但他造反的劲头丝毫没减，总是很积极地参与整人。
严昶是教数学的，对静秋的数学才能很赞赏，但是他也很爱管闲事，尤其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闲事，经常把班上的学生搞几个出来，整了材料，送到学校，让那几个学生受处分。那个写“毛非女子千八日”情信的学生，就是他查出来送交学校处分的。
他的好管闲事差点把静秋害惨。静秋小学时有个同学，叫张克树，人生得黑黑瘦瘦，但成绩倒还不错。张克树的父母都是k市造船厂的，母亲还是个小官。那时造船厂自己建了子弟小学，就把所有的船厂子弟转到船厂学校去了。张克树从初一起，就跟静秋不在一个学校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位张克树就开始给静秋写情信，他写得一手好字，文字上也很通顺，但静秋就是很讨厌他，也不知为什么。她警告了他几次，他仍然不听，照写不误。
有一天，张克树把信放在静秋家门前的一只旧鞋里，因为他要赶在船厂中学上课前到这来，所以来得很早，静秋家还没人起来。隔壁的那位严老师起得早，看见了那封信，就擅自拿走了，而且当仁不让地拆开来看了。
那封信首先就谈当前国际国内形式一片大好，然后谈到我省我市形式也是一片大好，再谈到我校我班形式还是一片大好。这样好了一通，就用掉了两三页纸。不过那就是当时的写法，没谁能够免俗。那封信只在最后写了一下很敬佩静秋的才华，有点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的意味。当然最后没忘记问静秋愿意不愿意跟他玩朋友。
大约连严老师这样的人也看出这事静秋没责任，所以严老师把信交给了静秋的妈妈，叫静秋的妈妈找静秋好好谈谈，一定要教育静秋好好学习，思想上不要开小差。严老师还表了一通功，说幸好是我看见了，如果是别人看见了，还不知传成什么样呢。
静秋后来看见了那封信，谢天谢地，张克树还没胡编乱造一点两人的恋爱史，不然肯定要闹出轩然大波。但静秋的妈妈吓了个半死，少不得又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古训搬出来，把静秋狠狠叮嘱了几遍。
对张克树那样的人，静秋讨厌归讨厌，但还不是特别怕，因为他们说不出她什么来，她问心无愧，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更谈不上做下什么事了。
但对老三，静秋就没有这个把握了。她越想越怕，老三肯定是写了信的。他那样“文妥妥”的人，回去拿个包那么一点时间，他都要写一封信，他这次会不写信？可能他连信带花都放在这桌子上，某个路过的人看见了信和花，就阴险地把信拿走了，把花留在了这里。
静秋心急如焚地跑去找那几个小孩，但他们都说没看见什么信，他们就是想拿枝花玩玩，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问他们看见是谁把花放在哪里的，他们也说不知道。问他们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别的人，他们说没看见。
静秋方才的甜蜜心情一下子被刮得烟消云散，开始发疯一样地思考这事。如果老三写了信，他会写什么呢？如果他只说他在追她，她还不那么害怕，被人追追应该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她敢肯定老三不会那样写，他一定会把他们之间的事写出来。比如说：“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我们在山上，你让我牵你的手，我把你抱在怀里”
如果这样一封信让严昶那样的人拿到，她这辈子就算完蛋了，肯定要把她当作风不正派的人批判了，那就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连妈妈和妹妹也连累了。如果老三又写了上次那样的反动言论，那就更糟糕了。
这样一想，她连那束花也不敢留了，好像有了那束花，别人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她头上一样。她赶快把那花剪碎了，扔到厕所里去了，玻璃瓶也扔到很远的一个垃圾堆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