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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法——，就象一块表面光滑里质毛糙的陶制器皿，只关注它的一面都将是不公平的。
儒学有它的局限性，法学自然也不是光鲜一块，事实上，正是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使得大秦的法令多如牛毛，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的刻薄少恩的政策在让民众服从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欲望，特别是当压迫到达容让的顶点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
而细说起来，儒学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最起码在儒学思想的教导下，中国出现了象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闪烁着灿烂光辉的哲言理想。同时，孔子和孟子提倡的“仁政”主张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它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反对过分压迫和剥削人民。这种重民思想后来被古代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如盛唐太宗李世民采用，使其统治下的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社会经济、科学和艺术也日趋向前发展，从而造就了泱泱大唐万朝来贺的盛世景象，封建王朝的发展也就此达到了顶峰。
在教育上，孔子采取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等教育方法，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学习上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且强调复习的重要性“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要求学生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做到“举一反三。”这些教育经验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我国历史上的教育，而且，现在全国各学校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教育方法。
此外，孟子的“富贵不能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言论说出了一个人立身处世应有的正确观点，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葛云飞、冯子材等爱国将领，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后世所传颂。
怎么办？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学说，傅戈需要作出一个选择，是继续奉行大秦的严法治国还是仿效历史上刘邦建汉时那样无为而治、以礼兴邦的策略。
可以预见，如果完全承继前者的话，等待傅戈的将是民众的反抗，将是一场永远不可能赢得的战争，因为大秦的的酷政早已将民心丧尽。然而，要是选择后者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戈将有可能成为中国漫长封建王朝的始作俑者，这对于一个对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历史有着深恶痛绝感受的年轻人来说，是绝对无法认同自己这样去做的。
“以法为骨、以儒为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万般无奈之下，傅戈思想里潜藏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起了作用。
既然两者都有优点，又都有缺陷，那么就两者都用，两者都不全用。
“作为一个统治者，还真***不容易？”
傅戈恨恨的抬头蔑视了一下咸阳头顶上的天空，畅快又淋漓的说出了重生之后的第一句粗话。原先在学校时，他最恨的就是这些个枯燥乏味之极的学术学说，想不到来到二千年前之后，居然还是逃不开这宿命的追逃。
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无法象学校里那样趴在桌上用书本挡着假寐，在考试的时候四下里借女同学的笔记狂抄。
一切得靠自己。
因为除了他之外，其它人的想法都是或用儒学或用法家，绝不会有妥协的想法。
乱世用法家，治世尊儒术。一个成熟的统治者就象是一名娴熟且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法家是手术刀，儒家是麻醉剂，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麻醉剂直接给人开刀的话，病人会疼的受不了，受不了就会反抗，会爆发。
在统一战争结束之前，以法家学说为正统的大秦的这种军国体制让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国家做一切事务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个，通过战争手段对外扩张和兼并，这种情况其实和二十世纪的日本与德国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余年中，大秦通过法家的律法整合各种资源，并通过对外战争，成功的转移了国内百姓的视线。可是当天下一统之后，强大到了顶点的大秦帝国再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参照的足够强大的军事假想敌了，郁闷无比的始皇帝能做的就只有拿岭南的蛮夷和北方的匈奴出气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家更需要的是以儒学作为治国的补充，并改变一切围绕战争考虑的方略，可惜，无论是始皇帝还是其它象李斯、冯去疾等重臣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皇上，臣以为伏、冯两位大人说得都甚有道理，治国强国之道其实非法家或儒家一途，也许我们可以两者兼用，相互取长补短，具体来说就是‘以法为骨、以儒为皮’，政令要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只有如此才能重振我大秦的强盛与辉煌。”说实话，傅戈最后拍板的陈词一点新意都没有。
不过，这一句看似‘和稀泥’的话似乎还挺有效果，不管是伏生还是冯正，对于傅戈的这个意见都基本上同意了，对于伏生来说，能够让儒学咸鱼翻身已经算是极大的功劳了，这一份功劳已经能让他在儒学史上留下炫耀的印迹；而对冯正来说，目前千创百孔的大秦确确实实是法家治理下的结果，如果再坚持下去，无异于是要将国家推向灭亡，与国之存亡相比，学说上的短长也只能暂时先放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