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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东征高丽归来,身体病重起来,无法正常上朝,于是下诏命太子李治监国,军国大事委托李治处理。此后,李治隔日听政,朝会结束后,就去凤鸣宫去看望圣上,这样他就可以经常见到日思慕想的武媚娘。
太子监国后,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李积、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太子右庶子张行成、太子中允马周、黄门侍郎褚遂良、太子少詹事袁天纲等人俨然形成一个宰相班子,提前进入太子接班准备。风欲止而树不静,表面平静的朝堂下暗流涌动,宰相班子内党争也加剧起来,尤其是萧瑀与房玄龄之间为争夺首辅之位,党争愈演愈烈。
在一日朝堂上,太子太保萧瑀首先向太子太傅房玄龄发难,他向李世民举报:
“房玄龄与朝中的众大臣结成朋党,执掌权柄,党同伐异,不忠于君主,圣上还不知详情,只是尚未谋反罢了。”
李世民说:
“你说得太过分了!朕选用贤才,把他们当作股肱心腹之人,应当推诚置腹地信任他们,不是求全责备,而是舍其所短,用其所长。朕虽然不够聪明,但也不至于糊涂到好坏不分这个地步吧!”
萧瑀看到没有扳倒房玄龄,内心非常不安,又多次死咬着房玄龄告状。李世民看在当年玄武门之变前,萧瑀曾暗中帮助过自己,不忍心直接将其免职。
一日,李世民故意对萧瑀说:
“你既然信佛,怎么不出家呢?”
萧瑀明白,圣上是在隐喻自己辞职,而不想落下罢免老臣的名声,因此主动请求出家。
李世民故作姿态地说:“朕知道你信佛,早就想出家,现在朕也不好违背你的意志。” 于是就同意萧瑀申请致仕。
没过一夜,萧瑀又反悔了,他对李世民说:
“臣昨夜回家思考,又不想出家了。”
李世民认为萧瑀出尔反尔,不由地恼怒起来,直接下手书诏令数落萧瑀的罪过:
“朕从内心上不太相信佛教,学佛之人,也没有真正验证到学佛是否能带来福祉?反而痴迷学佛之人,遭受国家灭亡。例如南朝梁武帝一生痴迷信佛,倾尽国家府库的钱财来供给僧众,遍布修筑佛塔、寺庙,晚年还是发生侯景之乱而饿死在皇宫里,江山社稷顷刻间化为废墟!宋国公、太子太保萧瑀重蹈覆辙、痴迷佛教,因袭亡国遗风,而抛弃国家公义,不能分辨善恶邪正,煽动世俗浮华的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在这朝堂之上,如此有违国家栋梁重臣的体面,已不适合位居宰相,朕一直容忍萧瑀到今日,他仍不知悔改,当免掉太子太保的职位,保留宋国公的爵位,贬为商州刺史。”
萧瑀被免职后,房玄龄知道此事因其而起,也内心不自安,就主动对李世民自己年老体病,不再适合继续担任要职,特申请致仕。李世民不允许,房玄龄就再三请求,李世民只好答应免去其太子太傅的职务,保留其司空、梁国公,特许其致仕。
就这样,经过一番朝堂内斗,宰相班子里只剩下了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张行成、马周、褚遂良、袁天纲七人,长孙无忌成了名正言顺的首辅,再加上其政治盟友褚遂良,其他宰相都是凑人数、不当家而已。就这样,在李世民因生病而不能正常理朝政的情况下,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就在朝堂上权势熏天、一手遮天,太子李治虽说是监国,也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一日,袁天纲在东宫给太子李治讲《贞观政要》论君臣鉴戒第六章:
“贞观十七年,圣上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
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同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
圣上曰:‘宇文化及与杨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
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杨玄感、宇文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
太子李治听罢袁天纲将《贞观政要》的这章节,有些疑惑地问:
“姨父,房司空(房玄龄)所说的隋朝‘宇文化及与杨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 ’难道原因仅仅是如岑文本所说的:他们是‘小人’,不是‘君子’,不懂得‘怀德荷恩’?”
袁天纲看了看李治,心里想道:“看来李治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不为正统道德说教所束缚。”
于是,他说道:
“隋朝一些重臣之所以要造反,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归结为是否是‘小人’,还是‘君子’。至于深层次原因,我曾向圣上提到过:朝廷的真正掌权者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源自西魏时期有拥立之功的八柱国:宇文泰、杨忠、圣上曾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祖李虎)、孤独信、李弼、元欣、赵贵、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建立西魏;杨忠之子杨坚建立隋朝;圣上之父建立唐朝;孤独信的三位女儿分别成为西魏、隋朝、唐朝的三朝皇后。目前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等这些功臣及宗室基本上均出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基本上垄断了朝廷的军权、行政权,皇帝基本上是由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轮流做庄,于是就出现宇文泰篡权北魏而建立西魏;隋文帝杨坚又篡权而建立隋朝;权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趁着隋炀帝杨广征高丽而造反的乱象。只是杨玄感造反失败,如果成功了,就没有唐朝什么事了。”
“姨父,看来大唐的真正威胁不是在外部四夷,而是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身上。” 李治若有所思地说道。
袁天纲看着李治,心里想:“看来,孺子可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