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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鲁尔危机随着双方在国际调节下的各退一步而进入尾声，但发生在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却还在继续，整个经济局面几乎失去了控制。进入11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跌到令人咋舌的400亿比1，德国货币的价值进入了以重量单位来衡量的新纪元；整个国家物品奇缺，唯一不缺的便是“钱”。当各家的壁炉中开始烧钱来取暖的时候，某个奥地利下士便认为他夺权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1923年11月8日，一个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纠集支持者，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他们先是在HB皇家啤酒馆逮捕了正在集会的几名巴伐利亚高层政要，而后便于次日向慕尼黑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及各个关键部门所在地前进，意图效仿一年前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行动，通过控制巴伐利亚、进而夺取整个德国的大权。
然而，德国的国情却是和意大利迥然不同。虽然德国在战后遭受了远甚于意大利的强烈痛楚，民众对现任当权的魏玛集团早就已经是怨声载道；但魏玛统治下的德国却还有陆军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而它的地位和力量甚至超过了这个从诞生之初就先天不足的现政府。从久远的普鲁士时代起，容克军官团就是德语世界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而在经历了残酷的4年大战之后，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组成的陆军中枢更是成为了德国的实际统治者，二人所行使的权力已经远迈先辈，即便是在七年战争当中的腓特烈大帝都颇为不及！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最终在11月革命之后入主了政府，但面对战功彪炳、俨然以德国守护神自居的陆军，他们也是只能是奴颜讨好、根本不敢有半分的忤逆。而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经受了猛烈摧残的德国陆军在国内的地位却反而变得更加超然：因为德国人民憎恨这份给他们带来了深重苦难的条约，同样也憎恨向协约国屈膝投降的民主政府，而国内的右翼势力更是恨不能对魏玛共和国食肉寝皮，1920年所发起的那场卡普政变几乎将共和国高层吓得灵魂出窍。面对这一形势，共和国更是只能仰仗陆军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便也更加抬高了陆军的地位。
时至今日，德国陆军早已是魏玛这个畸形体制下的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那位带着单片眼镜、身形腰瘦如蜂的陆军总司令西克特，拥有完全不逊色于兴－鲁前辈的潜在力量，他和他的军队要想消灭德国国内的任何一个势力都是轻而易举。而陆军之所以现在还支持魏玛政府，也纯粹只是出于维护国家稳定和避免内战的考虑；如果放任国内那些家伙闹下去，不仅除普鲁士之外的各邦国会变得远离中枢难以控制，整个国家也将大乱。因此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物出现之前，陆军都是不会去反对这个在意识形态上和他们存在冲突对立的民主政府的。
由于没有陆军的支持，希特勒的这场政变也就毫无悬念的归于失败了。在那些名为警察、实为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镇压下，纯粹是一帮乌合之众的国社党徒在见血之后登时如鸟兽散；两天之后，包括该党领袖在内的大多数政变主谋便都悉数落网，零星的几条漏网之鱼也都仓皇逃到国外潜藏起来。
作为熟知历史的穿越者，方彦自是从周边众人的谈话当中，得知是谁弄出了这么一个举国震惊的大新闻。那名日后将令震动整个世界的风云人物，此刻正被颓然关押在慕尼黑炮台监狱的冰冷铁栏里，并不断接受着警方凌厉的问询。在此之前，方彦也曾有过要在“元首”落难之时雪中送炭、以加强他对自己的亲密度的想法，但一来自己家族的根据地远在德国北部的汉堡，二来自己现在的学业也进入了最为关键的阶段，显然不适合立即跑到慕尼黑进行这场政治投资。
出于这些考虑，方彦便将同希特勒早期接触的想法给压了下来。反正他在夺权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今后还有大把的与这位德国未来领袖搭上线的契机。别的不谈，只要自己能在经济危机期间大力资助国社党选举，那么在几年后依旧能够成为在国社党内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从龙股肱。
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和方彦印象当中的一样。精明聪睿的希特勒很快就走出了政变失败的阴影，并敏锐的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审判，是将自己的名声从巴伐利亚传到整个德国的大好机会。实际上，除了德国的各大报纸之外，世界各国的报纸也都派遣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而在24天的审判结束之后，希特勒已经转败为胜，他以自己的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得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上了他的大名。
最终，希特勒发动武装政变这个放在东方天朝将是夷灭九族的大罪，只被慕尼黑地方法院判处了5年监禁，并在服役满6个月即可被保释。即便如此，许多陪审法官也都认为大法官的量刑过重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轻微的判决，除了法庭上的气势和道理尽数被希特勒慷慨激昂的话语所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自从魏玛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的奇葩司法逻辑在作怪。
在20年代的德国，一个诡异的现象是：如果犯下罪行的人是那些无时无刻不想着要推翻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那么他不是像希特勒的同谋鲁登道夫一样被无罪释放，就是只被处以极轻的惩罚。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人提出叛国罪诉讼，结果却只有1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下令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就算是暗杀凶犯，只要凶手是右翼分子、而被杀者是民主人士，也将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
而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因为他们不断在报纸和演讲中揭露了陆军违背《凡尔赛和约》、在私底下搞那些小动作的的行为。甚至连共和国首任总统艾伯特，也因为在1918年11月参加了反战罢工和逼迫德皇退位、而以现任总统的身份被扭送法庭接受审理，并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惩罚。魏玛共和国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仅没有争取到以陆军为首的右派支持，反而让原本支持他们的社会党人和民主人士心寒意冷，更加动摇了自己的统治根基。
发动政变的希特勒，无疑便在这个畸形的法制体系下获得了最宽宏大量的对待。服刑期间的他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甚至被允许在每天清晨携带秘书，到露天草坪上散步放风。眼见国内风头还不错的忠实追随者赫斯选择了回国自首，并开始在监狱里帮助希特勒整理由他所口述的一本书。
在身处囹圄的这段时间里，希特勒也对他这次图样图森破的政变认真总结了失败教训。希特勒最后得出结论，由于陆军的存在，任何妄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共和国的做法都将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留给自己今后政治生涯的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用和平选举的方式埋葬这个民主政权，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陆军的支持。令他感到庆幸的是，国社党并没有在这场政变中直接与陆军结怨，开枪镇压他们的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绿衣警察；而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致力于撕毁凡尔赛和约的主张，也正是和陆军的最终目标一致，这比起软弱的魏玛政府更能获得陆军的认同。只要自己展示出能够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潜力，那么陆军的选择必然会倾向于他，如此便可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
不过对于方彦而言，青年希特勒所发动的这场政变、以及随后到来的整个审判过程，便也只是他在平日紧张充实的生活中的一味调剂品了。除了为报考米尔维克海军军官学校进行紧张的准备、同时和千里之外的西尔维娅鸿雁传书之外，身为穿越者的他最关注的还是家族势力的扩张情况、以及同意大利人之间展开的多方合作。他所想要的并不只是意大利那比法国都丝毫不遑多让的舰用动力这一个子系统，更为渴盼的还是被利比亚的戈壁沙土掩埋起来的石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黑色粘稠液体的获取，比起技术装备上的革新还要更加重要。
而很快的，始终将家族发展重心放在国内的鲁道夫，就又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能大量吃进资金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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