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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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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风云

    1919年5月4目上午,中南海总统府一间密室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秘书长吴芨荪、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教育总长傅增湘。徐世昌心力交瘁,钱能训满脸沮丧,傅增湘垂眉低首,段祺瑞冷若冰霜……会议气氛凝重而压抑。

    钱能训首先介绍巴黎和会情况。

    ……4月中旬,上海和会因皖系的破坏再次陷入僵局。由日本军火武装,日本教官训练的参战军,不但没有解散,而且逐步扩大;中日军事条约不但没有废止,反而延长时效;南方代表提出的改组国会议案,因安福系拼命反对而遭否决……正在这紧要关头,“巴黎和会”又传噩耗:由于日本强盗蛮横无理,国际“巨头”恃强凌弱,山东主权问题交涉失败,中国本是战胜国,却受到战败国不公平待遇。

    巴黎和会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派出以陆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王正廷为全权委员的5人代表团。代表所到之处,受到冷遇和歧视。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会议,蛮横无理,经常无视中国主权,不顾中国代表团强烈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等,悍然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及青岛的各种特权,并迫使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遭到中国代表团的严拒……这一切都是皖系媚日卖国,穷兵黩武造成的恶果。因此,中国人民被深深激怒了,长期积淀在心头的屈辱、愤懑、失望火山般迸发出来,以勇猛无畏,摧枯拉朽之势,向黑暗势力猛烈燃烧!

    在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历史长河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总是站在斗争最前列,起着先锋桥梁作用。苏俄十月革命给他们以鼓舞,马克思主义给他们指引方向,《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给他们以影响。现在,多灾多难的祖国面临着生存亡的考验,国内外进步学生携起手来,向黑暗的旧势力发起冲刺……接着,吴炳湘介绍了北京学潮情况。

    4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后,手持“打倒卖国贼”的标语牌前往“送行”。在码头上学生们把章宗祥团团围住,纷纷揭发控诉皖系媚日卖国罪行,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质问他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直到日本警察赶来驱散学生,章宗祥才在日本警察保护下登船离港。

    到4月下旬,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出现欧美归国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归国学生宣传团”等,公开进行“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实行言论自由”等爱国宣传……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奔走相告,悲愤交加。5月日,北大学生当即在北大西斋饭厅举行紧急会议,到会学生群情激愤,声泪俱下,喊出“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打倒军阀”,“誓死争回山东主权”等口号。会上决定,明晚(5月日)7时,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邀请北京1所大中专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共商行动方案……5月日晚,北大校园沸腾了。学生无心读书或娱乐,他们怀着一颗赤热的爱国心和对军阀的满腔仇恨,纷纷来到法科大礼堂,把一个可容纳000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相继登台,发表演讲,或慷慨陈词,或义愤填膺,或捶胸顿足,或声泪俱下。有人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外交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要亡了,作为炎黄子孙,能无动于衷吗?能袖手旁观吗?不,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向恶势力勇敢宣战!”

    台下学生振臂高呼:“头可断,血可流,不除国贼誓不休”,“誓死收加山东主权”,“打倒列强,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食指,撕裂衣衿,写下血书“还我山东,”以明大志。这时,学生情绪达到极点,口号声响彻云霄。

    最后,大会做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拒斥巴黎和会之决定;二,通电巴黎中国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期间,举行全民游行示威运动;四,5月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大示威。

    吴炳湘最后说:“今天下午,几千名大中专学生要在天安门广场集合,举行学界大游行。事关重大,不可掉以轻心。特请诸位领导早作决断,以便妥为处理。”

    徐世昌问教育长傅增湘:“傅总长,你有何补充?”

    傅增湘有气无力地说:“情况大致如此,别无补充。”

    徐世昌清清嗓子道:“好吧。刚才钱总理、吴总监分别介绍了情况,看来形势比想象的还要严峻,不可等闲视之。大家说说如何处置吧。”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最后,把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在闭目养神的段祺瑞身上。徐世昌说:“芝泉,你先说说吧?”

    今天开会,徐世昌之所以把他“请”来,是想让他看看由于他的穷兵黩武,由于他的媚日卖国,由于他的干扰破坏,惹出多少麻烦,添了多少乱子。这样,就把他推到一个尴尬的、受审判的位置上。同时,也告诉他事是你惹的,你不能袖手旁观。段祺瑞似乎脸皮很厚,既不觉得难堪,更不感到自责,依然一副堂而皇之,傲慢无礼的样子。见徐世昌问,他蓦地睁开眼睛,严厉地说:“这有何难?二字足矣:镇压!把挑头儿的抓起来,把背后支持者抓起来,把北大校长蔡元培抓起来,把传播离经叛道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抓起来。必要时杀他一批,万事大吉。”说罢,闭上眼睛。

    徐世昌吓了一跳,他想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他如此武断。他这样一定调,别人反倒不便说话。徐世昌问了两次“有没有别的意见?”没人敢表态。徐世昌问“增湘有何意见?”“卑职服从领导。”“炳湘呢?”“不便妄议。”“总理呢?”“先以疏导为善。”

    钱能训话音刚落,段祺瑞霍地站起来,拿起手杖在地上顿了三下,然后气咻咻头不回地走了。

    与会者松了一口气。徐世昌说:“钱总理所言甚是。学生青春气盛,易为人所乘,做出过激行动可以理解。吴总监可派出部分军警,不许带武器,到天安门广场劝喻学生回校。傅总长可回去组织教育部代表分赴各校作说服工作,勿使事态扩大。”

    下午1时许,十几所院校学生,排着整齐队伍,高呼口号,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很快聚集三四千人。他们打着横幅,举着国旗校旗和各色小旗,上写“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曹章陆”等,谢绍敏的血书也悬挂出来。

    学生领袖登上高桌,发表激动人心的讲演,讲到伤心处,不禁泪如泉涌,听讲的学生痛哭失声。许多市民,游人和路人,纷纷停脚驻足,翘首围观,有许多人也跟学生高呼口号。

    这时有人高喊:“警察来了!”人们回首张望,见吴炳湘和李长泰骑着马,在几百名军警护拥下跑了过来。来到集合处,吴、李翻身下马,人们让开一条路走到核心。吴陪着笑脸说:“同学们,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我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位是步兵统领李长泰将军。兄弟奉大总统指示,来劝喻学生。老人家说你们爱国心切,这是好的,但不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一切问题由政府交涉,你们的责任是安心学业。天气很热,还是回去休息吧。”

    学生说:“不,国家将亡,学业何安?我们要斗争到底!”

    吴炳湘说:“你们喊几句口号,游游行就能解决问题吗?”

    学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也剥夺不了我们关心国事的权利!”

    这时,教育部代表也赶到,一位官员说:“亲爱的同学们,兄弟是教育部代表,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通过正常渠道转达。你们还是回到书斋去吧。”

    有同学问:“同学们,我们回去吗?”“不。坚决斗争到底!”“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爱国的权利!”“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学们,走啊——”

    同学们浩浩荡荡向东南方走去。他们是去东交民巷。吴、李等一看劝阻无效,飞马跑到总统府汇报。徐世昌十分气恼,可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他估计学生去东交民巷,可能去公使馆递交抗议书,也可能去赵家楼曹汝霖官邸。于是,赶忙命吴炳湘派军警,告诉他,警察不许带枪支和警棍,一定要文明对待,免生激变。

    东交民巷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是北京公使团区。英、法、英、日、意等15国公使驻在这里。那里的建筑有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哥特式,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巴洛克式、罗可可式。尖顶、圆顶、平顶、形式各异;红色,黄色,蓝色,色彩斑谰。俨如一个建筑艺术博物馆……游行学生出中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就被气势汹汹的外国巡捕阻于铁栅栏之外。因《辛丑条约》有规定:中国人未经特殊许可不得擅入使团区。学生们无可奈何,只好推举4名代表,赴英、美、法、意使馆递交呼吁书,请求4国为山东问题主持公道。因今天是星期天,国公使分别出游,请愿书只好请美国公使代转。

    正值5月,晴空万里,火辣辣的太阳无遮无拦地照在几千名学生身上,他们又渴又热又累,一直等待两个多小时。他们看着铁栅,高墙,铁丝网和外国巡捕,痛感在自己土地上,中国人不能自由出入,心如刀绞一般难过。

    在16个有通商口岸的大城市中,外国人都设有租界区,他们的租界区或公园,有的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可以随意污辱,惩治进入租界的中国人,而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在租界区修教堂、医院、开赌馆、妓院、跑马厂、俱乐部。不仅如此,他们的租界地还可随意转让第三国而不受中国限制。这些帝国主义强盗,还以武力、强权掠夺中国大量领土、领海、领空、森林、矿山、港口,随意驻扎军队、军舰……就说北京使团区吧,比1900年就扩大十几倍,达到几十平方英里,周围建有高墙,铁网,墙内外昼夜有外国兵巡逻,门口有卫兵把守。它的北面东面都有一片“缓冲带”,用于军事防御,也用来打马球,踢足球,遛马和操练卫队。使团成了至高无上的太上王国,连中国的总理衙门都不敢惹……学生们想着国无完畛,人无安枕,内忧外患,江河日下,更感忧愤交加,感慨万千,对虎狼当政,卖国媚外的军阀国贼更加恨之入骨,更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于是,有人高喊:“同学们,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找卖国贼算帐去!”

    随即,学生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赵家楼方向涌去。本来,他们打算穿过东交民巷南边的胡同向东行进,又被外国军警阻止。只好改由王府井大街、东单牌楼向赵家楼进发。一路上,他们口号声声,秩序井然,不时向群众散发传单。沿途群众敬佩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勇气,有的鼓掌致意,有的脱帽致敬,有的鞠躬示意。群众的善举大大鼓舞了学生。

    学生到达赵家楼附近,但见曹宅大门紧闭,军警林立,更加激怒学生。他们立刻把大门团团围住,高呼爱国口号,勒令曹汝霖出来相见。军警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另一部分学生绕到高墙外侧,叠成人墙,攀过高墙,跳进曹宅,把大门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穿堂入室寻找曹贼。

    在后院正堂,有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个男人,吓得慌作一团。有人认识那个矮个儿的是日本人(后来得知这日本人系新闻记者中江丑吉),那高个儿是章宗祥。原来,曹汝霖在慌乱之中从后门逃跑。章宗祥是驻日公使,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国人对他早已恨之入骨。这时有人高喊“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于是,大家不容分说一拥而上,对他拳脚相加,一顿好揍。不一会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倒在地装起死来。那日本人颇具“侠义”行为,用身体挡住拳脚,死死保护着章宗祥。

    曹汝霖历任外交部次长、总长,交通总长,银行总理等职。他多次访日,并与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段祺瑞担任总理期间,仅一年零两个月里就通过日人西原龟三,向日借款10来次,总金额达1。1亿日元。他不仅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而且生活糜烂,贪脏乱枉法,大量侵吞公款。学生出于义愤,在内室放了一把大火,少顷,浓烟烈火呼啦啦燃烧起来。学生在烈焰中撤退,章宗祥也由日本人救出。学生是有分寸的,对日本人和曹汝霖家眷并未动一指头,他们出走也无一人拦阻。

    曹宅起火的消息很快为吴炳湘所知。他同李长泰率领军警几百人,迅速赶到现场,用警棍把学生驱散,并抓去殿后的学生名。

    学生的革命行动,吓得北京政府六神无主。此前,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徐世昌在皖系和亲日集团压力下,想委曲求全,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现在慑于民众威力,不得不电令中国代表从缓签字。这是学生运动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当日晚,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就商对策。到会者有内阁成员,外交部次长陈策(总长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未归,外交工作由他主持),财政次长刘冠雄,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次长曾毓隽;此外,尚有吴炳湘,李长泰以及北京卫戌司令段芝贵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段祺瑞的部下,学生和皖系骨干。他们与会前,段祺瑞对他们面授机宜:①学生是针对皖系的,必须严厉镇压,以绝后患;②趁内乱发动倒阁,把不听话的钱能训扳倒;③恢复中日友谊,推行“武力统一”政策。

    钱能训沮丧地说:“两会相继失败,国人颇多怨尤。学生首当其冲发动学潮,情况十分危殆。如处理失当,极有可能会波及全国,引发更大骚乱。因此,今天请大家来就商急策。望诸君各抒己见,事出权宜,制止事态扩大。下面,请吴总监介绍情况。”

    吴炳湘介绍完情况后,朱深首先发言。他气咻咻地说:“本人作为司法总长,愿提醒大家:学生聚众滋事,打人放火,无不触犯刑法。我们绝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一定要采取严厉手段制服之!”朱深曾是段内阁的秘书长,是段的忠实爪牙,又是徐树铮的同党,所以力主镇压。

    “说得好!”他的话音刚落,段芝贵站起来张牙舞爪地说,“今天下午,本人曾派军队弹压,不是大总统阻拦,老子早把兔崽子们制服了。蔡元培要抓,十几所学校的校长也要撤。我们宁可10年不办教育,也不能容忍学生犯上作乱!”

    曾毓隽说:“曹章陆为国宣劳,劳苦功高。学生如此对待他们,实令我辈寒心。以我之见,必须严惩肇事者,以慰人心!”

    李思浩说:“此次骚乱,罪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为祸首。我建议解散北大,法办蔡元培!”“同意!”几个人齐声鼓噪,靳云鹏虽号称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但由于受小徐排挤,正讨好徐世昌,所以,态度比较暧昧。田文烈属于皖系,但没有加入安福系,为人比较本份,自始至终不怎么说话,别人也不勉强他。傅增湘、吴炳湘、李长泰都站在总统一边,唯因段派势力强大,只有低头受审的份儿。

    钱能训指名点将道:“傅总长,你有何话说?”他想把责任推到傅增湘身上。

    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我身为教育总长,驭下无方,致酿大祸,本人责无旁贷。但两会失败,学生出于义愤,方有过火之举。卑职以为尚应极力疏导,晓之以理,免使事态扩大……”

    钱能训问:“有人说解散北大,你敢不敢签署命令?”

    傅增湘连连摆手:“不不,责任重大,在下难负其责。”“那逮捕蔡元培呢?”“蔡元培德高望众,务需谨慎行事。”

    “哼,”段芝贵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蔡元培死了,我们就不办学了?岂有此理。”

    钱能训知道会再开下去白白浪费时间,于是宣布散会。

    会后,钱能训不顾夜静更深,急匆匆叩开徐世昌的大门。徐正为同一件事而辗转难眠,马上召见了他。他瘦削的身子,穿一套宽松的纺绸裤褂,赤裸双足穿一双藤编拖鞋,边思索边聆听钱的汇报,地灯下修长的身影交替映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钱说了几句,他就善意地打断他的话:“别说了,我料定段的爪牙们会这样做的。学生的一切都是针对皖系的,所以,他们要报复,要杀一儆百。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想以此做为倒阁和内战的借口。真是可恶至极!”“是啊,我担心造成流血事件,激起学生更大愤怒。”

    “学生逞一时之恶,不思后果,殊属可气。但毕竟爱国心切,年幼乏知,情有可原,若苛之太严,于心不忍。”

    “那就多方周旋,缓和处理?”

    “不,皖系不会谅解的。我想采取‘迂回战术’,达到预期目的。”

    次日,徐世昌殚思竭虑,拟就一道总统令,命令云:

    ……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保护。乃未能及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弪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

    他既没有为曹、章之流呜冤叫屈,也没有责备学生行为不轨,而是推出一个“替罪羊”吴炳湘。这样,既不得罪皖系,又不开罪学生,采取调和折衷办法处理,可谓用心良苦。

    总统令发布第二天上午,秘书长吴笈荪拿着一大堆文稿、信函来找徐州世昌。徐世昌风声鹤唳地问:“又什么事?“吴笈荪把文件放在桌上,说:“昨晚14所大中专学校又召开联席会,通过一份联名要求释放学生的请愿书,分头送交总统府、国务院和教育部。他们说如不答应所求,14所院校师生员工将集体罢课。代表们现在门外,要求面见大总统。”

    徐世昌本意想早日释放学生,结束学潮,但慑于皖系压力不敢作主。致使人进退失据,两头为难。老实说,他对学生请愿并非反感,因为他们是针对段祺瑞和皖系的。所以,处理起来,难免优柔寡断。他没好气地说:“不见,谁也不见!”“那学生放不放?”“等等再说吧。还有什么事?”

    吴笈荪说“从昨天以来,收到大批函电,有北京商会。农会,中国外交协会,上海和平会,商业团体,山东旅京同乡会等等,强烈要求释放学生;外委会委员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知名人士,也纷纷联名发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有,北京、天津、上海各大报,接连发表文章,抨击政府,同情支持学生……舆论压力很大呀,卑职以为,应该顾全大局,尽早释放学生。”

    “唉,我何尝不想如此,可老段、小徐等人一再叫嚣‘拟兴大狱’,对学生‘处以非刑’”徐世昌沉吟片刻说,“这样,你马上给吴炳湘打电话,让他马上释放学生,派汽车把学生送回各自学校。”“是。”

    吴笈荪刚要走,公府秘书拿着一份“十万火急”的长电稿,风风火火走进总统办公室。一进门就心急火燎地说:“报告大总统,东京……东京发生……流血事件!”

    ……自从1914年5月7日,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后,留日学生同中国人民一样,把5月7日视为国耻日。每到这天,留日学生都要举行爱国集会,不忘国耻。日本警察严加控制,粗**涉。去年5月6日,东京留日学生化装成食客,在一家中国餐馆筹备纪念,曾发生日本警察大打出手,多人受伤,4人被捕的惨剧。这一事件引发留日学生集体罢课回国,发动了一场爱国运动。

    事隔一年,又一起流血惨案发生了!6日下午,学生们派代表去见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要求假公使馆一角,举行国耻纪念。庄当面答应。不料,7日上午学生到达使馆时,大批日警蜂拥而至,对学生大打出手。原来,庄景珂早向日本警视厅告了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