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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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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延残喘

    195年10月6日,段祺瑞酝酿已久,寄以厚望的关税特别会议开幕了。参加国有美、英、法、日、意、德、比、荷、葡及瑞典、挪威、丹麦共1国。邀请这么多国家在中国开会,这是空前的壮举。段祺瑞感到身价陡增。

    说起关税协定,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早在1854年,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根据《南京条约》组织“关税管理委员会”,用他们的人管理中国海关。这个强盗规定,于1858年《天津条约》中确定下来,由上海推及全国。70多年来,关税协定成了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颈上的一根绳索,中国关税没有自主权,一切听命于洋人。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政府曾提出关税自主问题,和会以不在讨论之列为由,不予理睬。19年,中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上提出同一问题,指出即使战败国也无关税协定先例,而中国为战胜国之一,不应受此约束。帝国主义者无言答对,推说待九国公约签字后,允许中国召开国际关税特别会议,加收。5税金,以保证关税协定继续有效。在侵略成性的强盗面前,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也难以实现,中国曾两次提出召开关税会议,各国以九国公约尚未签字为由拒绝兑现。直到法国以承认金法朗案作为交换条件,九国公约才签了字。

    本来,帝国主义者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召开关税会议的。惟因中国爆发了“五卅”反帝运动。一方面,他们害怕这场席卷中国的反帝运动;另方面他们想讨好段政府,继续镇压群众运动。而段祺瑞没有力争关税自主的胆魄,只求做到部分加税以缓和日益恶化的财政,也就心满意足了……开会这天,怀仁堂门外金风送爽,花团锦簇。高大的建筑物上彩旗飘扬,1国国旗,一字排开竖在大门前;各种牌号的小轿车,停放在门前广场上。为了会议安全起见,中南海的大门内外增哨加岗,戒备森严;通往怀仁堂的路旁、道口、树下,岗哨林立,气氛庄肃,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靠近会场。

    上午8时许,段祺瑞穿着西装,扎领结,足蹬皮鞋(他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讨好外国人),在正副议长,全体阁员簇拥下步入会场,立刻引起中外与会者一阵热烈掌声。军乐队演奏活泼欢快的进行曲,在有节奏的旋律中,段祺瑞健步登上舞台。这时,已在主席台上就座的1国首席代表,都站起来鼓掌欢迎,段祺瑞走上前去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其实,这些首席代表都是由驻华公使兼任,只有日本政府另外派出代表团,其首席代表就是曾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前驻华公使日置益。

    8点0分,大会主席、外交总长沈瑞麟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奏中华民国国歌,大家参差不齐地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在掌声中,段祺瑞首先致辞。他以谦诚真挚的感情,欢迎各国代表出席会议。接着,列举了关税协定的起因,沿革及其不合理性。说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之立场,中国历界政府多次宣言并无放弃关税自主之要求。今天,中国政府提议召开特别会议,希望能有所决定,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尚望与会各国,本着国际惯例,道义原则,共同协商,以期达到共同满意之结果……他的讲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帝国主义的乞求和幻想。希望帝国主义忽发良知,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

    他讲完后,中国六代表之一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四点建议:一,撤废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部分;二,中国允诺实施国定税率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最迟不过民国十八年(199年)1月1日;三,裁厘前的过渡办法:中国海关税则除照现行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二十之临时税;此项暂定税率于成立协定三个月发生效力……王正廷刚说完,忽然,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喧嚣声,由远而近传到会场。中外代表主刻竖起耳朵仔细谛听,脸上无不露出惊骇表情。

    不一会儿,执政府卫队旅长宋玉珍,慌里慌张跑上后台,低声向段祺瑞报告,有五六千学生和各界民众聚集在中南海门外游行示威,高呼关税自主,反对妥协的加税办法,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可恶,实在可恶!”段祺瑞咬牙切齿地说,“这是在外国友人面前丢我的脸。把他们赶走,赶走,把挑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

    几个月来,北京,乃至全国的群众运动从未停止过,反帝浪潮从未平息过。早在关税会议召开之前,全国人民就纷纷指出,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关税协定必须砸烂,中国必须自定税率,自己支配关税税款,自行规定用途,召开关税会议,期待洋人施舍,等待洋人批准,这是与关税自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冯玉祥抨击协定税率是“亡国奴外交”,吴佩孚主张“关税会议应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再议”,唐绍义,孙传芳等也出于私己动机,反对关税会议。我国驻外国使节纷纷来电指出:“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妥,应由我国自主税率,不能听信洋人。倘囿于目前之小利,祸必延及子孙。”上海及各省商会、议会及爱国团体,也纷纷致电反对关税会议……不一会儿,宋玉珍跑来报告:警察当局出动军警数千人,打伤游行群众几十人,拘捕学生10余人,游行队伍已被驱散。段祺瑞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好,要严加防范,确保外国友人安全!”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式“圆满”结束,从下午开始进行实质性讨论……下午的讨论非常激烈。关于税制问题,在中国强烈要求下,曾于190年和1918年两次修改关税细则,进口税率仅为。5%——。5%;19年再次修改税则,才勉强达到5%。比世界任何国家的进口税都低得多。而且这些关税收入,只能用于偿还外国贷款和各种赔款。列强通过支付低关税,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现在,中国想“虎口谋食”,要他们支付百分之二三十的关税,无异于“天方夜谭”,难怪他们起劲地反对。

    美国代表马克漠首先发难,他蛮横无理地说:“中国只能根据华盛顿条约,提出‘正当’提案,美国自当予以同情和考虑。”

    英国代表麻克类跳起来说:“待中国有一个统一独立有秩序的政府,且具有巩固的财政基础时,再来讨论关税问题。”

    英国人之所以拼命反对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最早侵略中国,在中国势力最大,几乎渗透中国各个行业和领域,得到的实惠也最多。海关协定就是他们主持制定的。自1865年北京设立海关总税务司起,英人赫德就当总办,一干48年!1911年赫德死了,又换上一个英国人安格联。赫德在中国海关结成一张巨大的网,所有关键部门都由他任命,中国人不能插手其间……两个家伙定下调子,其他代表争相向中国发难。他们或声色俱厉,或怒发冲冠,或软硬兼施。但万变不离其中的是,都是围绕九国公约进行,不许中国越雷池半步;而且即使加税。5,也只能用于偿还货款或赔款上。

    这其中,顶数日本首席代表日义植态度最为蛮横。他跳起来唾沫四溅,大声喊叫,批评中国“异想天开”,“不明事理”,威胁说如果中国“一意孤行”,他们将采取与之相称的措施予以报复。这是因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是中国支撑着他们的民族工商业。

    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叫嚣,中国代表傻了眼,赶忙休会向段祺瑞请示。段祺瑞正被江浙战争,工人运动,吴佩孚崛起,冯奉争雄,财政困难,内部纷争搞得焦头烂额,地位岌岌可危,他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敢开罪日益觉醒的中国人,只好采取姑息拖延的办法。同样,洋人也有两怕:一怕中国的反帝浪潮有增无已,二怕把段政府逼上梁山,对己不利。于是,也乐于采取延宕手段推托搪塞。由于段政府软弱无能,关税会议也和沪案交涉一样不了了之,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11月上旬,北京局势因冯、奉双方剑拔弩张而骤然紧张。北京又处于风声鹤唳之中。达官贵人,豪门显富又像以前一样纷纷仓皇外逃。这股出逃风瘟疫般在朝野上下流行,把恐怖气氛传播到四面八方。

    人们的惊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关内奉军已达40多万,光北京近郊就有10多万;而冯军在内地的总兵力达到0多万,一旦打起来,摧毁一座千年古都不费吹灰之力。9日,奉军突然开进三河、蓟县,将那里的京畿警备队赶跑。国民军也不示弱,加强了对北京的巡逻、控制、检查邮件和旅客。北京近郊,两军面对面地对峙着,挖工事,修掩体,抓民夫,运给养;军车“隆隆”地开,飞机“嗡嗡”地响,大战气氛浓之又浓,只差当权者一声令下了。

    11月,冯玉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张作霖,指责他驱逐王承斌、王揖唐、郑士琦、卢永祥,夺取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地盘……紧接着,又给段祺瑞拍电报,公开谴责张作霖炫耀武力,增兵京畿,并向奉军提出交还保、大,退出热河,天津中立三个强硬要求。

    冷战是热战的先声,是大战的导线。段祺瑞寝食俱废,坐卧不安,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心惊胆战。他怕下台,怕被俘,怕被杀,更怕吴佩孚乘机而入。在北京的皖系政客和安福余孽比段祺瑞更慌,纷纷递交辞呈或挂冠而去。囚禁在延庆楼上的曹锟倒精神起来。他又摇晃着大脑袋,撇着津腔高谈阔论了。而那些头脑灵活的失意军人政客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讨好这位未来的顶尖人物。看守他的军官,自动放松对他的管制;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为了切身利益,段祺瑞不放弃转圆之机。他忙着打电话,拍电报,派特使,屈身召见,极力为双方斡旋,苦口婆心地央求他们“别打仗”。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贵,战争似乎真的被“杜绝”了。其实,战争的缓和并不是哪个人的作用,而是一次尚不为人知的历史偶然,推迟了冯奉大战的进程……11月1日,在段祺瑞的“撮合”下,在北海静心斋(老段煞费心机,取“平心静气”之意)举行四方代表和平会议。执政府代表是叶恭绰、姚震、曾毓隽,奉方代表莫德惠、张景惠,冯方代表鹿钟麟、张之江,岳维峻的代表张壁。会议主持是两位息事宁人的“元老”——王士珍和赵尔巽……老段虽未亲临会议,但却撕皮掳肉般关注着它的成败。为等待会议结果,他破天荒不回家。正当老段等得五驹六兽时,电话铃骤然响起,电话里传来曾毓隽欣喜若狂的声音:“芝老啊,和平会议成功了,成功了!”

    段祺瑞放下电话只有0分钟,三个兴致勃勃的爪牙就来到段祺瑞面前,曾毓携抢先说:“胜利,伟大胜利!北京避免了一场大战,中国避免了一场大战!”

    曾毓隽光顾高兴,忘了说实质性内容,叶恭绰抢过话题说:“奉冯双方达成八条和平协议,奉军同意将保定、大名重新让给国民军……”

    “而且,而且奉军还宣布,”姚震乘虚而入,“日内从北京周围撤军!”

    接着,曾、叶、姚三个奉系爪牙,对张作霖的“顾全大局”,“深明大义”大加赞扬。他们纷纷惋叹:“奉张作出牺牲太大了,他不该卖得这么贱哪!”仿佛一夜之间,张胡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了“活菩萨”。

    卖得太贱没好货——这是人们的思维定势。为什么一个野心勃勃,寸土必争的“丘八”主动放弃上海,苏皖,这一次又突然放弃保大和北京?张作霖真的良心发现,改邪归正了?当段祺瑞提出心中疑惑时,三个奉系分子自然有许多话来搪塞他。于是,段祺瑞也就片面地认为,是自己的威望起了作用。

    段祺瑞释然了,大大松了口气。对执政府和自己的前途再次充满信心。他马上起草命令:冯、张合力制止吴、孙北上。京汉路沿线,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尽力维持,相机制止,以遏乱萌;津浦路各线,仍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勿任蔓延;京畿驻兵,均着即回复此次兴军前之原状;命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听候解决……这时,孙传芳已占领徐州,控制了苏、皖、赣、闽,浙五省,已感心满意足,不再北进。于是,通电表示拥护执政府。段祺瑞虚荣心得到些许满足,只好承认既定事实。于是,任命孙传芳为苏督,邓如琢为皖督(因为邓是段的老乡,倾向皖系)。孙传芳对邓不放心,任命不到天就起兵将邓赶跑,以陈调元代之,给段政府又一响亮耳光。段祺瑞又一次意识到,军阀的拥载是口头的,是有条件的。

    ……“嘭、嘭、嘭”深更半夜有人敲门:“爸爸,是我,有重要消息!”

    灯亮了,少顷,段祺瑞慌慌张张走出来,反手关上房门,边走边问:“什么事?”“爸爸,好消息,大好消息呀!”段宏业兴高采烈地说,“郭松龄倒戈了,现正在班师向奉天进军,张胡子完蛋了!”

    段祺瑞颓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目瞪口呆,半响不动一动。那条法兰绒睡衣无法掩盖的小腿上,有一片黑紫色癍块,这是景廷宾给他留下的“纪念”,使他半生深受其苦。段宏业问:“爸爸,您怎么啦?”

    半响,段祺瑞才说:“啊,我说张作霖又是退兵,又是忍让呢,原来后院起火呀……”

    段宏业说:“怎么,张胡子完蛋不好吗?”

    段祺瑞说:“好个屁!张胡子完蛋,执政府还有戏吗?完了,完了,几十年心血白费了。”说罢,唉声叹气,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变得越来越脆弱了。

    其时,客厅里的落地钟敲了4响,下人又来报告,曾毓隽驾到。段宏业骂一句:“哼,夜猫子进宅,没好事!”站起来,悻然离去。因政治观点不同,“国舅派”和“太子派”矛盾越来越深,达到水火难容的地步,近日来,由于奉军退出北京,吴光新、李思浩等一批国舅派成员离京投靠奉张,国舅派势力大减,太子派势力抬头。曾毓隽也是拥奉的,所以遭到段宏业指斥。

    曾毓隽进屋后哭声沙拉地说:“老帅,出大事了!”段祺瑞说:“我知道了,你说说详情吧。”

    ……郭松龄和杨宇霆都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郭、杨二人分属土、洋两派,都围绕在张学良周围,但各自水火不容。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张学良、郭松龄专门对付冯玉祥、不料,冯、郭二人互通声息,意气相求,双双订立攻守同盟:由郭松龄相机发动,打回奉天,推翻张作霖的统治;冯玉祥、李景林在后方策应,前后夹攻,致奉张于死地。

    不料,事不机密,被张氏父子察觉,这就是张作霖突然收缩军队,与冯玉祥签订“和平八条”之真正动因……11月日,张作霖为稳住郭松龄,曾电召他到沈阳一谈。郭知道张不怀好意,决定提前发动政变。一来,郭松龄与张学良相交甚厚,不愿难为张学良;二来,他想利用张学良名义起兵,以减少内部抵抗。所以,他提出“父让子继”的方案,采取“反父不反子”的策略。次日,郭松龄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班师回奉,发动军事政变。当场扣押0多名不肯附义的军官,并处决了姜登选,当天起兵回奉……听到曾毓隽的叙述,段祺瑞百感交集,局势更加复杂化了。他虽受张作霖挟制之苦,但不愿张作霖完蛋,因为他一完蛋,一是冯玉祥掌权,一是吴佩孚得势,他会把主子曹锟扶值起来续他的总统残梦。两种结果都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

    曾毓隽心情更复杂,简直如丧考妣。他一向为冯系所痛恨,一旦奉系倒台,他便会痛失靠山,成为丧家之犬。他哽咽着说:“老总儿啊,给我指一条明路吧,我我该怎么……办哪……”

    “还是听听风声吧。”“冯玉祥不会放过我的。”“唉,不要把事想那么坏吧。”

    其实,段祺瑞心里更没底,怎么会给别人拿出好主意?曾毓隽唠唠叨叨,步履蹒跚地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