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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件发生在苗寨里的离奇鬼事。
这件事发生在清末民初，大约在现在的湘西一带。
当地的苗民在赶山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尸体。说起来，这本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因为当时新政府为了镇压苗民，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
死个人很正常，尤其那些深山老林的坳子里，经常会发现死人骨头。
可这具尸体不一样，看衣着是官府军的亲兵，浑身上下全是窟窿眼儿，胸口有个碗大的洞，看起来特吓人。
最先发现这具尸体的是两个老苗子（当地土著苗民），两个人从山上下来，赶紧报告给了驻扎在当地的官府军。
可怪事紧接着就来了。
先是这俩老苗子刚回家，人突然就疯了，几个大小伙子都拦不住，一个劲儿的上蹿下跳，挠的自己身上全是血，没个把小时人就没气了。
紧接着，去山里拉尸体的官府军也回来了，去了八个人，只回来六个。而且见了鬼一样跑回来的，一个个脸色煞白，别说尸体了，连衣服裤子都没带回来，浑身上下全是血道道。
村里人都害怕，官府军的军官也觉得奇怪，立刻把这几个人关到一个屋子里了。
当天晚上，这屋子里一通鬼哭狼嚎，整个村子的人都没敢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就发现那六个人全都暴毙，浑身上下全是窟窿眼儿，跟那具尸体的下场一模一样。
官府军的头儿赶紧下令把那几具尸体连同房子一起烧了，据说点火的时候，那些尸体还在惨叫，身上的窟窿眼里往外钻指甲盖大的黑色虫子，特吓人。
这样一闹，有鬼的传言就传开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鬼事，官府军没多久就撤了。
后来，有知情的人就传出来这样一句话，说之前从山里那具亲兵尸体身上，发现了一卷碑文拓本，好像是古苗文字写的。
官府军之所以那么快撤走，就是去追这卷拓本去了。
说来也巧，我爷爷的二叔，当初就是被派上山抬尸体的那八个人当中失踪的俩人之一。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就是从我爷爷的口中听说的，至于我第一次看见这那卷拓本，是夹在我父亲工作笔记里的一张老照片
那是1996年的冬天，那天我正和胡同口遛鸟的徐大爷胡侃，被堂叔的人逮个正着，二话没说就把我丢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我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问黑面神。“这是什么情况？”
他扑克脸黑惯了，相当冷漠的回我一句。“不知道！”
黑面神是我给他取的一个绰号，其实他脸不黑。他是我堂叔的养子，打小从外面里领养的。我们一块儿长大，年纪也差不多，可是他却少年老成持重，总一副黑脸我很酷的样子，特讨厌。
所以我暗地里就叫他黑面神，其实他有名有姓，叫李岄，是我堂叔取的。
抵达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冻成棍了，南北温差还真不是盖的，在杭州一身薄袄子就够了，到了这里羽绒服外套上军大衣都还觉的冷。
本来我想着不管什么要紧的事，总得先到宾馆酒店之类的地方歇歇脚，见了我堂叔之后再说吧。可是一出站就瞧见我的堂叔已经等在那了。
我问堂叔：“什么情况把我从杭州领这来？”
他没理我，只是催着我快上车，脸色异常的凝重。
我堂叔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二爷爷当年正赶上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所以拼命的生。一共六个孩子，上五个全是女儿，只有堂叔这么一个老来子，所以打小就特别惯着。
当年也是纵贯杭州，人称西湖小霸王的李六爷。端过土铳打过鸟，防空洞里撒过尿，刚施过肥的菜园子里也打过滚儿。什么操蛋的事情他都干过。名副其实的搅屎棍，经常把二爷爷气的是吹胡子瞪眼。
反正他就是一个嬉皮笑脸，没脸没皮的老小子，天塌了都能当棉花糖吞了，那心宽的跟大西洋似得。
我还真是没见过他这么严肃的表情，于是也不敢哈啦了，跟着他们上了一辆面包车。
车上还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开着车，一头干练的短发。要不是后视镜里瞧见她细眉桃眼，真没法从她隆肿的羽绒服下瞧出女性特征。
而男的板寸头，墨镜遮脸，军大衣裹的比我还严实，时不时的咳嗽两声，一副病秧子要殡天的样子。
隔了好久，堂叔才冷不丁的开口叫我。我脸色一正看向他。
他叹了口气，好像也才刚缓过劲来一样，对我说：“他们找到一些东西，我已经确认过了是你爹的。还有一具尸体，你等下瞅瞅。”
顿时我脑子就炸了锅了，嗡嗡嗡的什么都听不见。我爹！他不失踪了吗？怎么又找到了？在哪里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又怎么会成为一具尸体？意外还是被杀？
心里有好多问题，可是这一刻都问不出来。只是恍惚觉得我是在做梦吧！
我情愿一直都以为我爹是失踪了，最不济跟别的娘们跑了也行。总比他死了让我心里好受。
八岁以前，我都是跟老爹生活在北京的，直到他失踪后，堂叔才带我去了杭州，之后我就再没回来过。京片子不会说，倒是老蒋的一口的“娘西瞥”讲的挺溜。
民国的时候我们李家是大户，那时还没实行一夫一妻制，除了正房，还有妾侍。我爷爷是正房长子嫡孙。二爷爷是庶出。
后来留洋风起，我爷爷被送出国深造，正好躲过了中国最混乱的时候，也因此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回来。靠着在国外学习的知识，在新政府当了官。
而我二爷爷在那个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时代里，竟然意外从了商，在浙江发了家，之后就定居杭州了。
兜兜转转找了几十年，终于联系上的时候，我爹却失踪了。
一栋老幢楼前我们下了车。北京都是供暖的，室外风雪交加，室内温暖如夏。脱去了外面厚厚的军大衣和羽绒服。
打眼我就瞧见那个病秧子军大衣下竟然是件白大褂。胸前还别着一个胸牌“司徒法令”，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医生。而那个女的一身军装，帅气凌人，也是个上校级别的。
我们跟在他们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直走到一间红漆标识的九号门前停下。直觉告诉我就是这间了。
堂叔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他。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排斥的，甚至是想逃避。因为我害怕去确认里面的那具尸体了。是我爹，我伤心。不是我爹，我也伤心。横竖算来这都是亏本买卖。
堂叔估计也是瞧出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在鼓舞我。一种上邢台抹脖子的感觉贼剌剌地难受。
可那个司徒法令一点缓冲的时间都不给我，就把门打开了，白闪闪的日光灯照的我眼晕。
一进门就是一张手术台式的铁床，上面铺着一层白布，拼放这一副人体骨骸，泛着灰黄的泥土色。
我和堂叔说：“这都只剩骨头了，怎么认啊？”
堂叔白了我一眼说：“你老爹，你不认识啊！”
我说：“我认识我爹的时候，他还是有肉包着的。这去了肉的骨架子，我说是你也行啊！”
堂叔说：“混小子！你丫的找抽吧！”
司徒法令说：“六爷别动怒，小少爷说的也没错，骸骨的确比较难认。可以换一个思路想，比如有没有过骨折之类的硬性伤。”
我仔细想了想，倒还真想起来这么一件事来。于是看向骸骨的两只手骨。回忆说：“我记得老爹哪只手的小拇指骨折过。那是载我去换粮油的路上给摔的。”
司徒法令听了我的话，立马就拿出一只毛刷蘸了药水涂在骸骨两只手的小拇指上。不一会就隐约瞧见右手的尾指骨上浮现了淡淡的粉色印记。他检测后对堂叔点了点头。堂叔脸色就沉了下来。
我问：“真的是我老爹？”
问出这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心里没着没落的。就算我再不想承认，当看到我爹留下的那些遗物时也不得不承认了。
零零散散的密封袋子里，钢笔，工作笔记，泛黄的文件，还有他的工作证。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翻看这些东西。
其实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模糊的记忆里都是他在书桌前工作的样子，和他那哒哒哒喋喋不休的打字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