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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十三经整理工作顺利完成,经商辂、杨守陈、黎淳等验收合格,交由知名台阁体书法家李应祯抄录。可惜台阁体的开创者沈度已经去世,否则真是不做第二人想。
不过李应祯也不是等闲之辈,是文征明和祝允明的老师。
历史上李应祯因为性格缄默,不屑应酬,因此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但这一回,有十三经石刻的底本,足够让他的作品流芳百世了。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当年从后蜀广政初年(938),直至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历时230余年才完工。
割据政权的国力不可能和大一统王朝相比;而且蜀石经本身也不是持续刊刻,而是断断续续的,因此这一回,也就是几十年的功夫。
六月里,大明中央银行在原安艮厂立起来了;中秋节前,顺天银行和应天银行也开张了,当然下面的县最早也要等到年底。由于方便安全,很快被踏破了门槛。
邮驿对技术要求没那么高,四月里两京就开始接生意了;年底前完成顺天府、山东、江苏、应天府、浙江五省布点,自然是顾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
但朝廷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重录《永乐大典》!
两朝实录编好了,宗室的教材编好了,连《大明律》都完成修订了,下面自然就该说这些大部头的书籍的编撰了。
汪舜华早在建极三年底提出了这项工程,却迟迟没有上马。当然不只是有其他文献要编纂的原因。说到底,改革正在进行中,把大量反对者集中到北京,都不用他们自己天南地北去串联,就可以直接跑到大明门外聚集造势。
还是再缓缓。
如今内部改革已经到位,剩下的都不过是扫尾的事;这才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首先就是重录《永乐大典》,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样的惊世巨著,只能放在文渊阁吃灰,确实不应该;更要命的是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原稿付之一炬。开国一百多年了,读书人逐年增多,可是能考上的确实凤毛麟角;剩下的,只是抄书,书法好就行,让礼部和翰林院去考核,招两万人都不是大事,这还是太宗时期的规模,不过考虑到和后面的串联起来,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否则隔着十来年再招人没必要。汪太后说要抄三十部,能不能做到先不说,总归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家都懂。
关键是最后一条,不用说,准备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着手准备,一是大量采购,二是鼓励民间敬献。
事情定下来,那么就可以着手准备了。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张了,但是这么多编撰官的衣食住行朝廷要管。白圭在顺天府衙附近找到一片地方,离国子监不远;是国子监的两倍大,当然主要是抄书的堂馆,宿舍占地面积真不算大,有钱的自己出去租房,书手们只有睡通铺。建极十三年秋开始施工,去年就已经完工了。
后面有点麻烦,首先要搭班子、然后才能说带队伍。这样的国家级工程,肯定是阁老挂帅,下面一堆尚书侍郎挂名,最后是以翰林院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为代表的实际干活人员。
当然,抄书没有这么麻烦。礼部现在太忙,具体工作就要翰林院来组织实施;当然詹事府等部门也要支援一下。
招募书手的告示很快发布出去;与此同时,是征集民间图书的告示。
李东阳出班,提到了民间小报极为盛行:“一些报坊为了利润,不仅大肆刊登流言蜚语、乃至朝廷未经正式发布的人事任用或者重要政策,甚至公然泄露军情和粮食情况,实在可怕!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
丘浚立刻点头:“这是正经大事。当年顺天府等地灾情严重,有小报未经授权,就刊登朝廷今年进口粮食多少,有多少人吃救济,什么意思?是想让朝廷难堪吗?果然有人趁机大放厥词;还刊登粮食拨给,有心人立刻判断出朝廷要对北方用兵!亏的是自己人,议论一阵倒也罢了,如果是北方间谍,岂不是贻误军情!”
商辂也赞成:“这件事,必须及时制止。”
既然都觉得不对,那就想办法。
明朝有官方邸报,专供官员和贵族阅读,这倒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民间小报。曾经整治过几次,但很快死灰复燃;公然售卖的民报能管,但是私下传抄的怎么管?偏偏改革时期政策很多,大家都希望早点得到消息,可是苦于没有渠道,于是一些不差钱的富户们就结交官员,希望能获的邸报,然后层层下传转抄,其实这也没什么;关键反对势力过于强大,希望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联合所有的士人乃至百姓来围攻朝廷的政策,这就不可原谅了;更有甚者,一些小报为了发行量,竟然刊登朝廷军粮去向,让君臣大为火光。
他们没想到,百多年后,万历时期的民报极为猖獗,后金就是靠着民报提供的消息,提前知道明军的动向,从而打败了明朝。
首先,不管你是要刻小黄书当避火图,还是要刻四书五经光大圣人学说,必须要经过官府准许。诲淫诲盗单独列一类,只准摆地摊,当然煽动反抗朝廷的,不许刊刻!其他的经史子集分类刊刻就行,当然刊刻以前,你们要仔细审,否则以后发现问题,就要负责任——现在交通不方便,要是一个个的提前审了才给书号,确实有点不现实。
其次,民报要建立准入机制。以前民报只能照搬照抄邸报,没什么技术含量,都是商人在做;以后不行。你们自己互相传抄没被发现就算了,但是要拿出来卖,就必须办报纸。办报纸的人,不需要你有功名,毕竟大隐隐于市,万一你比范蠡还厉害只是不想考科举,朝廷也拿你没办法;但必须家世清白,记录在案,还要有人作保,一个进士或者三个举人来签字证明你这人不是违法乱纪之徒,一旦违反了相关规定,大家都跑不掉。
第三,民报的内容要规范。以前民报只是转载邸报的内容,不能自己编写新闻及评论;只是有些奸商买通官员的小厮或司礼监的太监,将奏章内容提前透漏出来以供贩卖。以后你们时政新闻,还是只准抄邸报,但是可以配发评论,也允许你们自己采写新闻,但是不许胡编乱造、妖言惑众。
——主要是给了一棍子,必须给点甜头,理解一下。
汪舜华预感到,有人会在报纸上大做文章,搞点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学之类的事,但是没办法,不让人公开说,人家私底下也会说;说得多了,朝野都信了,反而官方消息没人理会了。
没办法,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路边社的消息,而不是新华社的公告。
摆到台面上也好,你敢公开作妖,我就敢灭了你!扣帽子谁不会?
书坊参照民报。官刻的一般是圣贤经典、历书或者皇帝要求编撰的什么书,肯定不会有什么犯忌讳的。但是民间书坊就不一样。
你们只是相互传抄的,只要不犯律法,朝廷也不管,但是要摆在书铺里售卖,甚至想跻身朝廷的图书馆、藏书楼,或者要出口,就必须有书坊。老板也要有资质,跟民报的老板一样的要求;当然你财大气粗,一边办报纸、一边刻书,那是你的本事。
同时颁布了一批妖书名录,包括《开天揭地搜神记经》《推背书》等50余种。
翰林院学士杨守陈深感责任重大,多次和属下以及礼部、詹事府等部官员商量,终于拿出了办法。
《永乐大典》原书共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一期计划抄录十部。
首先是开大典馆。从太学生、落第举人和宗室中选择书手三千人,分五组同时著录,每组六百人。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0万字;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写1万字。由此,每组每天可抄写60万字,理论上三年半就可以抄录完成。
杨守陈提出:“为保证书籍质量,应进行证校订。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
汪舜华想了想,到底摇头:“原文照抄就行了。”
说是校订谬误,谁知道会不会越校订越谬误?万一任意删改夹杂私货怎么办?
都能看这样的书了,应该是成熟的人了,该学会自己鉴定了!
计算下来,大概四年就可以完成全部抄录工作。
然后是其他书目的编撰。不用说,准备工作才是大头。黎淳和同事们研究很久,提出了办法。
首先是采集书目。有相当数量的书目会直接从《永乐大典》里抄写;然后,令各地官府广泛采集书目,此外,对民间进书人员,赏赐金银之类的没什么吸引力,采取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内府官刻《寰宇通志》一部;进书300种以上者,赐《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一部;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当然活肯定是翰林院来做;在每本书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然后是编撰人员,虽然重点是保守派,但肯定要选相当数量的革新派,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内阁和各部门商讨后列了一个名单,汪舜华看了,确实都是当世大学问者,可惜薛瑄和吴与弼前几年去世了,不过他的三位高足娄谅、陈献章、胡居仁都名列其中,另外包括孝子大儒薛敬之——这几位现在就在北京,确切的说已经来了很多年,之前一直忙着十三经的整理校对;另外还有苏州沈周等山林隐士。
然后就是整理图书。诗词都好说,有名字的作者单独列,方便以后选入《四库全书》,其他的在后面列出来;编完以后再选精编本,虽然现在选了三百首唐诗宋词,但这是入门款,高级知识分子还是觉得不够;然后就是《四库全书》,到时候肯定要开四库馆,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整本收入;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但可以存其名,列入存目,当然只是不收,不会禁毁。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最好是最初的接近原貌的本子作为底本。确定后底本后就不再进行加工了,照着抄就行,错别字也不管,反正你们是读书人,不存在错别字,都叫通假字,读书人的错,能叫错吗?
另外就是数量,初定还是抄录十部,除文华殿留存一部,还要在翰林院、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宗学、国家图书馆各存一部,此外,还要在江南地区建立几所藏书楼,专门进行收藏;此外,对于特别好的书,可以进行单独抄录,定名为《四库荟要》,赏赐宗藩群臣,并刊行天下。
类别暂时还没出来,反正就是经史子集四大类,具体的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