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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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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宋仁宗景佑二年十二月。

    这一年,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度支判官,这仍然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差遣官,与受人尊敬的文职三馆清流相去甚远。以韩琦一甲第二名天子门生的身份,踏入仕途近10年时间,却又一次滞留柴米钱帛之间,虽然有些不大相宜。但,这个职务却也非得精明干练者才能胜任。从某种概念上说,韩琦这次的调动,是又一次担起了一项重任。

    宋代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称。盐铁司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司管理户口、赋税、榷酒等;而度支,则掌管国家财政收支、漕运等事项。具体来说,度支就是掌诸路财赋上送的总数,每年按计量出入,规划朝廷用度。

    这三部各设有三名判官,分掌所部下辖的诸案,这些“案”用现在的话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度支下辖共有八案: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百官等。

    在现有史料中,我们无法得出韩琦确切掌管的是哪几个案,但从他向朝廷提出“在京官员和外任官员,丁忧期间所得月俸不一样,朝廷不应内外有别”的建议来看,韩琦主管的应当是赏给或钱帛案(个人见解哈)。

    赏给案,掌诸给赐等;钱帛案,掌百官俸禄等,这两案都会让韩琦直接了解京官、外官丁忧期间月俸的区别,从而向朝廷提出建议。还是很难说韩琦此次的职务调动,和吕夷简没有多大关系,但更准确的,应当是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的尽职尽责、事无巨细,为自己嬴来了这个机会。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代王朝象大宋王朝这样,在立国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养出了如此多的闲官猥吏,尤其是三司部门,简直就是人们拿着国家俸禄,养闲处优的绝佳之地。

    按帝国当时制度,凡京师诸司,其官吏并不由中央政府委派,而是由三司负责举荐人充任,也就是说,中央将用人权力下放给了三司,三司自己有人事任免权,这无疑为那些投机钻营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于是,凡京师权贵之家子弟,直至其亲朋好友,只要有一点门路,便会辗转相托,削尖脑袋以求在三司谋件差事,悠然拿一份国家俸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曾记载过田元均当三司使时的情况:

    田元均此人是个宽厚长者,好说话,因此,他在当三司使时,来求他安排工作的人很多,田元均实在安排不下,但又不好意思严词拒绝,便总是强颜欢笑、温言软语把来人打发走。田元均为此不胜其烦,常对人大发牢骚:当三司使几年,强颜欢笑的时候太多,直笑的脸似靴皮。一时间在士大夫中传为笑话。

    但这却是当时帝国三司官吏满地跑的真实情况。

    世上任何事物极必反。三司人浮于事、冗官冗吏、老迈昏庸者比比皆是,多如过河之鲫的情况,终于让仁宗皇帝忍无可忍了,他深感这个关乎帝国经济命脉的机构,已经到了必须推陈出新、焕发活力的时候,因此,宋仁宗景佑二年九月,帝国天子下定决心,要着手整治三司人浮于事的现状。

    仁宗皇帝下诏给御史台,命御史中丞杜衍协同三司,淘汰那些只拿钱、不做事的官吏。而韩琦,这个有着勃勃朝气的天子门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调任三司度支判官。

    凭心而论,宋仁宗这个守业皇帝,实在称不上是一个英明君主,而只能称为一代“仁君”,他对国事的处理,某些时候就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只所以能在大宋帝国天子位上舒舒服服坐几十年,只能说是上天对他实在太眷顾,让他生的恰逢其时,朝堂之上有一批忠君爱国英才尽心尽力为国使然,上天,实在给了宋仁宗一个当安逸皇帝的机会。

    宋仁宗一道诏命,将淘汰三司冗吏的差事扔给了杜衍,他自己却在热衷制定礼乐的同时,又陷进了对被废掉的郭皇后的深深怀念之中,甚而几近不能自拔。

    没有人能否认,当初仁宗皇帝废郭皇后之举,一半原因是受内侍阎文应、首相吕夷简和御史中丞范讽的怂恿。当仁宗为这个决定有些后悔时,是这几个人的鼓动,才让仁宗皇帝最终下定了决心,或者说,是这几个人齐心合力把仁宗送到了高杆上,让仁宗皇帝上不去也下不来,弄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宋仁宗天生情种,也是个贱种,郭皇后在身边时,他嫌她悍妒,现在郭皇后不在身边了,他又感到一种酸酸的失落、一种失去了的弥足珍贵。毕竟,青丝少年结下的夫妻,十年相处,朝朝暮暮,又怎能一个“忘”字消得?没人能知道,当仁宗皇帝朝夕间想起往事时,心中是怎样一种郁闷、寂寥、失落和愁怅?

    先皇后已经出宫,尚、扬二美人也没有了踪影,新立的曹皇后,给仁宗更多的感觉是顺从、温柔、宽容。虽然她已是大宋王朝名正言顺的后宫之主,但却完全没有郭皇后在后宫时的主人气势,或者说曹皇后不象郭皇后那样,时常给仁宗以“家”的感觉。

    更确切地说,曹皇后的宽容,让宋仁宗再也没有了于佳丽如云的环簇中,总想偷吃禁果的那种激情。

    似乎上苍有意要在感情上折磨这位多情皇帝,这一天,仁宗去后苑游玩,无意间看见了郭皇后昔日乘坐的犊车。犊车尚在,却是人去车空,宋仁宗睹物思人,不禁大是伤感,于是写了一首情意缠绵的《庆金枝》乐府词,派一小内侍送给了郭皇后。

    一个哀男,一个怨女,郭皇后接到仁宗词稿,和答一首,词中语句悲怆、幽然,俨然和当年汉武帝阿娇皇后《长门赋》有得一拚,这让心慈耳软的宋仁宗看后大为不忍,从此隔三差五,时不时遣内侍到郭皇后住的瑶华宫温言存问,直至后来派人要接郭皇后进宫偷偷会面。

    然而,仁宗皇帝忽略了郭皇后温柔背后的刚强个性,郭皇后回答仁宗:若想让我回宫,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公开恢复她的皇后身份。

    郭皇后这个要求,让柔肠百结的仁宗为难:这个要求算咋回事儿?皇天后土,册封皇后乃是国家伦常大典,不是儿戏,哪有后宫里已经有了一个皇后,又再把先皇后迎回重当皇后的道理?除非再来一次废后之举,将曹皇后废掉,迎郭氏重回后宫。

    宋仁宗恢复不了郭皇后的身份,但念此及彼,却能恢复当初一力反对废后的范仲淹、孔道辅的身份,这多少也算是给自己心灵上找一点安慰吧。

    宋仁宗对郭皇后旧情复燃,这让当初一力怂恿废除郭皇后的内侍阎文应深感恐惧,虽然当初废后一事有吕夷简的参与,但以他一个后宫的内侍,其对帝国的价值、地位、份量、影响,是远远无法和首相吕夷简相比的,郭皇后不回宫便罢,一旦重主后宫,对吕夷简或许构不成什么太大威胁,但想捏死他,那和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到那时候,只要郭皇后枕头风一吹,软耳朵的宋仁宗还不言听计从,来个秋后算账?

    阎文应心思惶惶,日夜不安。然而上天似乎并不佑郭皇后,就在仁宗皇帝对她日渐情浓的时候,郭氏偶染一场小疾,事情由此发生了逆转。

    很难说是仁宗皇帝太过相信阎文应,抑或是一时考虑不周,认为这些事情就该阎文应去办,而忽略了阎文应和郭皇后之间的芥蒂。郭氏患病,仁宗皇帝竟然派阎文应负责,和太医一起为郭氏诊治。于是,仅仅几天后,郭氏一场小病变成大病,最终香消玉殒,一命归西。

    郭皇后死了。

    尽管其身份是已废的皇后,但毕竟当过皇后,不同于一般人,而且,当初在郭氏被废一事上,朝廷本就掀起过一场风波,谁都知道废后是阎文应一手造成,一干不赞成废后的官员们本就憋着一肚子怨气,现在郭氏突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而且又是在阎文应带人为她治病之后死的,这其中岂能没有内幕?说不定就是阎文应在药里下了毒,杀害了郭皇后。郭后之死,他阎文应实在难辞其咎。而且仁宗皇帝现在已经宽恕了当初一力反对废后,并被赶出京城的范仲淹、孔道辅们,这一切都预示着风向转了,当初受了气的官员们,岂会不借此机会出了这一口恶气?于是,阎文应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时任右正言、直集贤院、天圣五年和韩琦同科的一甲第一名进士王尧臣,上书请审刑当时为郭皇后治病的太医,以查明郭氏死亡真相。

    然而,不知是帝国首相吕夷简想保护阎文应,不想让此事再搅闹出什么风波,因而把王尧臣送到中书的奏书压下来?还是仁宗皇帝权衡再三,觉得斯人已去,而在即将举行南郊祭祀天地大典之际,犯不着为已死的人再惩治活着的人,何况阎文应当初所为也是为了自己,因而,王尧臣这封慷慨激昂的奏书递上去之后,一如泥牛入海,沓无了音信。

    如果阎文应这丫的能有自知之明,在这个非常时刻有所收敛,夹起尾巴做人,他或许还不至于自走绝路。然而郭氏已死,仗着仁宗皇帝宠信恣横贯了的阎文应,少了后顾之忧之后,又见仁宗皇帝没有什么责怪自己的意思,便立刻又恢复了他颐指气使的秉性,居然在庄严的南郊大典上,在太庙庄严之地肆无忌惮地大声喝斥他人。

    不作死,就不会死,阎文应的好运至此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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