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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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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赐恩学子的政策,也并非没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维护自身统治的安定,以求国祚永存。历史上因文人落第造反,导致朝代更迭之事还少吗?远的不说,近如唐末王仙芝、黄巢辈,不都是因应试不得志,心灰意冷,最终走上了推翻朝廷的造反之路。以天下之大、四海学子之多,每年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不过一、二十人,这犹如在险峻的峭壁上,万众争相挤攀、登顶高峰,如果不是学识超伦者,必然会知难而退,绝意功名,而这些人又自恃学问,自命不凡,老天爷老大,他就是老二,学问在身,岂会安分守己不生事端?那还不无异于纵百万饥渴虎狼于山林,让他们伺机吃人吗?因此,大宋王朝的天子实在是找到了一个安定天下学子的办法,让人人都对仕途有觊觎之心,人人都有做官的希望,而不忍自弃于贼盗之列,于是,天下多少英雄豪杰,就为了这一身官服,万丈豪情终至消磨于书卷经史之下。

    朝廷录取政策放宽,其结果就是被录取的人数大增,太宗皇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30人,诸科也不过50人,而仁宗当年一次录取进士就达501人,诸科282人,特奏名(年龄、次数够者)857人。这种泛滥的录取就是泥沙俱下,鸡猪与龙凤并存,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亵渎了科举的神圣,但即便是到了这种泛滥录取的地步,也仍然难以满足学子们及早进入仕途的渴望,于是科场舞敝便成了学子们获取功名的最简便途径。

    宋王朝在建国之初,进士考试时,考场要求还不太严格,礼部试和各郡试采用的办法基本一样。景德二年七月(1005年),为防止科场出现舞敝行为,礼部提出:举人考试,除了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物带进考场,不得挟带书册,违反者扶出。但上有政策,下面就会有对策,当时京城就有人在茶肆酒楼卖写好的文章,他们用薄纸写好文章,揉成团,名为“纸球”,公然向应试者售卖。究竟有多少人是通过这种方法换取了功名不得而知,但考场作敝却是不争的事实。

    似乎天下学子们已经预感到,朝廷将会改变现有的录取规定,因而,参加宋仁宗景祐四年开封锁厅试的人特别多,乱哄哄如过江之鲫,谁都想赶快搭上仕途这最后一班车。

    韩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开封府锁厅试的。

    韩琦的请求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批准,仁宗下诏:上述考场自今而后,一律以韩琦所请的办法为准。

    考试,在朝廷派来的御史们监视下平静地进行着,又在平静中结束,但是却将要在不平静中迎来开榜,韩琦、包括和他一直主持考试的其他考官们,没有人意识到,此刻一股汹涌暗流,正在京城开封表面的平静之下汇聚。

    严格说,主持这场考试的考官们并没有半点营私舞弊。侍御史肖定基和王拱辰两人,甚而因为对某张考卷意见不合,时不时发生激烈争吵。而韩琦却于此时表现出一代政治家的沉稳,任凭肖、王二人争吵不休,韩琦只是静坐房中,充耳不闻,专心致志批阅试卷,以至王拱辰对韩琦在他跟肖定基争吵中不来帮自己非常生气,愤然跑到韩琦面前,不无讥讽地指责韩琦:你如此做派,是在练习当宰相的气度吗?而对王拱辰的恼怒韩琦并不介意,只是向他逊谢而已。

    终于到了发榜的日子。

    古往今来,“朝里有人好做官”,已经成了这个黄皮肤民族不争的事实,也成了人们固有的认知。虽然时有清正廉洁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极尽警惕,但也仍然难免受那些贪官污吏的挂落,从而蒙受不白之冤,这次开封府的锁厅试便是如此。

    这次在开封府投牒报名应试的学子,不算国子监及诸科的参试者在内,就已经达到了数百人,及至张榜,宰相陈尧佐之子陈博古赫然高中第一名,而参知政事韩亿子孙四人也都榜上有名。这个结果一下子引起了那些落榜学子们的不满,怎么官家子弟居然全都榜上有名?是他们预先拿到了考试题目?还是阅卷官为他们大开了绿灯?落榜士子们怀疑这一定是有人暗中做了弊,于是人情汹汹,群起发难,连名告状,指责这次考试录取不公,并有人写了一首诗,对考官萧定基进行讥讽,一时间京城谣传四起。

    此时,不知时任同知枢密院事的章得象(后也任过宰相),是想借这个机会显示自己?还是脑袋里哪根筋出了毛病?这丫的居然给落榜举子们来了个火上浇油,向仁宗皇帝上言,说自己乡里的考生章仲昌实在没有什么艺业,现在听说举子们联名告状,指责这次录取不公,请将章仲昌所投之牒还给他,让他尽早回建州老家吧。真是本无庸人事,庸人自扰之,可怜的章仲昌稀里糊涂就当了牺牲品。

    庄严的国家进士考试闹出如此一场风波,仁宗皇帝不得不考虑举子们的情绪了,于是在殿试前下了一道密旨,将陈博古及韩家四个子孙,还有这两家门客的卷子都给剔了出来,实际上是取消了他们已被录取的资格。然而,宋仁宗如此这般处置,实际上却等于认同了考官们主持考试时有舞弊之事,考官们自然不能接受,于是便据理力争,最后还是仁宗皇帝将他们录取的名次往后调了事。

    文人学子争名夺利,加上朝中某些大臣为利禄所表现出的丑陋嘴脸,实在是有辱斯文。于是有人将唐人一首二十字诗增加成二十八个字,对此事大加嘲讽:“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仲昌者,就是章得象那个稀里糊涂被遣回建州的侄子。

    宗道者,是指皇家各宫教授王宗道。王宗道曾向仁宗要官,说自己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到现在还是教书,求仁宗皇帝能加以进用。仁宗对他深为同情,于是升王宗道为龙图阁学士。

    殿院者指的是萧定基,因为士子们作了《河满子》诗嘲讽他,一日入对,仁宗问起这件事,萧定基不敢隐瞒,如实相告。

    龙图者,是说权三司使王博文。王博文历任过许多大藩镇,却从来没有在两府担任过官职,现在也只是一个权三司使。王博文曾在仁宗面前痛心落泪,说臣老且死,不复得望两府之门。仁宗也是于心不忍,擢王博文同知枢密院事,总算让他进了二府。

    这首《河满子》诗虽然借用于古人,但却极为形象地讥讽了当时之事,一时间传为笑谈。

    一场贡举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但这却并没有让仁宗皇帝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化成殿灵芝昙花一现带来的祥瑞,也没能抵消帝国连续不断发生的天灾。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只要不是昏庸至极,哪怕再平庸的皇帝也会盼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宋仁宗不是英明绝伦的皇帝,但却不失为一个平庸的皇帝,他自然也希望自已统治下的帝国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与仁宗皇帝的愿望恰恰相反,此时的大宋帝国,从明道二年至景祐四年,不仅政治舞台上风波连连,而且天灾异象也是接二连三。先是铺天盖地的蝗灾导致京东出现大饥荒;后又是富庶的江淮一带歉收,成千上万的百姓困于凶年;接着,景祐元年6月出现了一次日蚀;后是泗州淮、汴河决堤;再是常州、无锡一场怪风摧屋拔树。

    7月又是蝗灾。

    8月,天象出现星变,月犯南斗。

    景祐三年6月,虔州、吉州大水,毁坏城廓民舍。

    7月大雨雷电,京城太平兴国寺大火,焚毁开先殿和数百间寺舍。

    8月,月犯南斗。

    景祐四年5月,好不容易得了儿子的仁宗皇帝,刚刚为龙子诞生高兴了一天,龙子却一命归西。

    7月,流星雨,接着是京师发生地震。

    12月,河东又发生地震。

    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皇帝都是命系于天,人间的天子是受上天委派来管理天下万民的,也正因为皇帝是“天之子”,那么,当他在人间的作为出现某种失误时,上天就会降下各种灾难来警示他,反之,上天亦会降下某种祥瑞来褒奖他。

    但如今的大宋帝国,虽然有化成殿的灵芝一现,算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之象,但却四方灾异不断,这自然是上天在向仁宗皇帝一次又一次提出警示,警示他在施政上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

    面对持续不断的天灾异象,平庸的仁宗皇帝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赦天下、修茸寺庙、大建道场、举行斋醮禳谢仪式,分遣内侍中使到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福地焚香祈祷。乱了方寸的仁宗皇帝甚至不顾国体,居然在帝国只有正旦日举行大朝会才使用的大庆殿设立了一座道场,弄来一班道士大呼小叫,装神弄鬼,向上天祈福禳灾。

    没有人能指责仁宗皇帝在天灾异变面前做出的这些荒唐事。毕竟,有宋以前的历代王朝,无论哪个朝代的皇帝或先贤圣哲,在面对无可抗拒的天灾之时,都是如此这般的作为。

    然而,此时的帝国右司谏韩琦,却以频发的天灾异象、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思维,对在自然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内阁政府,一次又一次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国家政务上的真知灼见:

    ……臣闻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发于上……朝廷自去年秋荧惑失度,及太平兴国寺灾,乃命疏理系囚,自大庆殿到诸诗观,并集僧道,以为禳谢之法。继之以地震北郡,遣使兴建道场,近者又闻太阴失行,复诏三京减降罪人,于金明池等处亦设斋醮。臣屡上封奏,极言无益……臣不敢妄究星纬,但取前史所载,开陈其端,夫月为太阴之精,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象也……今天之所戒者,恐宰辅之任未副圣心……今闻政府议事未甚和谐,互执所见……方今之宜,莫若注意贤宰,协辅朝政,使其同心一意……

    奏折大意是:臣听说下方人事失和,则上天就会降下变故,

    现在朝廷为应对天灾异象,大肆设道场斋醮祈福,对此臣曾屡次上书,直言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根据前人史书上种种记载,月为太阴之精,从星象理论再具体到朝廷,月则代表着诸侯大臣。现在臣听说内阁大臣们在商讨国事的时候,往往各执己见,争执不休,而帝国发生的种种天灾异象,恐怕就是上天在警告朝廷在用人上有失误,陛下应当注意选拔有贤能的人来担任宰辅,使众人同心一意,共辅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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