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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曾经在这里给过大宋王朝一次做战争准备的机会。
宋仁宗宝元元年九月，也就是韩琦出使辽国的第二个月，鄜延路钤辖司向朝廷报来一个消息：西夏元昊的叔父山遇派人来通报，准备投降宋国。但不知是仁宗皇帝不想让这件事情刺激元昊？还是对此不大相信，因而宋仁宗给鄜延钤辖司下了一道诏令：不准接受。然而，仁宗皇帝此举实在是犯了一个莫大错误。
在西夏内部，尽管元昊对反对他建国的人实行了残酷的清洗政策，但反对元昊建国的人依然还有不少，而元昊叔父山遇就是其中之一。
山遇曾几次劝元昊，不要与宋为敌。或许元昊碍着山遇是叔父辈，与母族不同，因而对他多少有些容忍，没有对他下狠手，但是山遇眼见那些反对元昊的人都一个个惨死，心知元昊最终也不会放过自己，因此产生了降宋避祸的念头。但不幸的是，山遇这个选择更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他高估了宋仁宗对西夏亲宋派的感情。
当山遇历经千难万险，携妻带子投奔到宋国的时候，宋仁宗“不准接受”的诏书已经到了。
天子有命，谁敢不遵？山遇的命运从此不再属于他自己。
大宋帝国知延州郭劝和钤辖李渭让山遇回去，遭山遇拒绝，郭劝竟然派兵将山遇一家抓起来，强行送回西夏。山遇最终结局是被元昊乱箭射死，仅仅两月后，元昊正式宣布建立西夏帝国。
就在元昊为自己建国称帝、煞费苦心选择什么样尊号的时候，大宋帝国的京城开封，仁宗皇帝也正为两件事忙的不亦乐乎：
一是自吕夷简去职后，朝中有些大臣为范仲淹遭贬鸣冤叫屈的言论渐渐增多，大有出现另一次结党之势，使得仁宗皇帝心生警惕，觉得有必要扼制一下这股暗流；二是帝国南方一带少数民族发生叛乱，宋军屡次战败。
对于范仲淹被贬一事，仁宗皇帝并不想让大臣们觉得，他是因为袒护吕夷简才那样做的，因此宋仁宗除了再次下诏，诫百官朋党之外，又让人不知真假地内降了一份札子，说当初贬斥范仲淹，并不仅仅因为他诋毁大臣，而是范仲淹还密请建皇太弟为储君，今中外臣僚屡有为范仲淹说话的，事涉朋党，宜戒谕之！
范仲淹是否向仁宗皇帝密请建储，这不在本书探讨之列，至于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仁宗皇帝则选派了当年在宜州做过官，并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官员去平乱。
当然，在这些烦心的事儿中，也还有一件让仁宗高兴的事儿，那就是群臣要求上尊号的表章已经连上了五次。
表章连续五上，已经到了非接受不可的地步，对此，仁宗皇帝又做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他对首相张士逊说：“唐穆宗曾说过一句名言；‘强加给我一个懿号，不如让我做有道之君；给我一个虚无的尊荣，不如让我能处于永远不犯错误的境地’，朕非常喜欢他这句话”。
但仁宗的虚伪，怎能瞒得了老于世故的张士逊？于是，张士逊给仁宗来了个坚请不已，仁宗皇帝这才装作不情不愿地下诏，削去尊号中“英睿”二字，然后予以接受。
仁宗皇帝去掉了尊号里的“英睿”二字，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因为这位没有多少主见的软耳朵皇帝，在对此后宋、夏战争的处理上，也实在是当不起“英睿”两个字。
宋仁宗宝元元年（景祐五年）十一月，帝国的仁宗皇帝在庄严、浩荡的仪仗环护下，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天地大典，朝享景灵宫、享太庙、奉慈庙、祀天地，并正式将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宝元元年”，同时接受了百官上的尊号。
似乎经过了这一场折腾，事情真的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帝国南方传来捷报，叛乱已被平息。但此时，帝国朝堂上包括仁宗皇帝在内，谁都没有想到，同样在此时，一个惊人的消息正从西北边陲加急传往京城开封的途中。
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10月，也就是仁宗皇帝南郊祭祀大典前一个月，帝国西北浩浩大漠中，30岁的杰出党项族首领元昊，也在兴庆府南郊高筑起一座祭台，在一众文武大臣蔟拥下，登台宣布即皇帝位，自称“大夏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建国号“大夏”，并将是年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并追谥其祖父李继迁“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追谥父亲李德明“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追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太后。
封妻子野利氏为“宪成”皇后。
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同时元昊向大宋派出上表使臣，要求宋朝承认大夏帝国。
仁宗皇帝是在自己接受“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尊号不久，接到鄜延路钤辖司送来的元昊反叛情报的。没有人知道，当这位“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是怎样一种心情？震惊？愕然？愤怒？焦虑？或许还抱有一丝侥幸？毕竟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来自西夏方面的证实。但不管怎样，不算昏庸的宋仁宗还是匆忙为此做了一些战争准备：
1、调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为鄜延副都部署。
2、任命三司使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
3、调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
或许是仁宗皇帝国难思良将，尽管夏竦、范雍都是章献太后当政时信用的老臣，但此时顾不得这些了，该用就得用，反观自己亲政后任用的这些官员，似乎没有一人堪当此大任的，那还是不如这些老人用的可靠。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采取了这些布署之后，仁宗皇帝紧接着又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下诏断绝陕西、河东沿边一带宋国所有和西夏的互市贸易，加强军事戒备，并发出悬赏令：凡有能捕获西夏间谍者，一律赏钱10万。与此同时，宋仁宗又大吃后悔药，想起了当年和元昊血战、向帝国献捷受到冷落的嘉勒斯赉，下诏命三司每年赐给他绫绢1000匹、散茶1500斤，并加其为保顺军节度使，希望嘉勒斯赉能从西夏背后出兵，牵制元昊。
中国历朝历代，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透过某种事物的表象，看到其深刻的本质，大宋帝国未来一代栋梁韩琦就是如此。
宋仁宗宝元元年十二月，就在宋仁宗调兵遣将的时候，出使辽国的韩琦得知西夏建国消息，立刻向仁宗皇帝上书，剖析造成外患的内部原因，表达了对大宋王朝未来局势的深切忧虑：
臣伏闻元昊狂谋僭命，朝贡不修，轻犯天谋，人神共忿。陛下虽宽诏厚泽，姑务怀柔，其如逆状已然，必为边患。今献策陈事者大抵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蓄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乃安边捍寇之切务也，然而凡人之臣，皆能及之。臣切谓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际，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如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臣**陛下深惟祖宗所谓内患者，尽革而去之，则陛下威德远畅外夷，高视于汉唐之上，元昊小丑，孰能为国家之患哉？如外忧已兆，内患更滋，臣恐国家之臣，非直元昊一凶而已，臣切以为陛下忧之。臣猥备谏员，不敢循默，言涉狂直，惟陛下怜其纳忠，贷其万死。
做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如果说韩琦当初一再上书，主张加强边备是要防患于未然，含有一种示帝国之强，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意图的话，那么现在，既然边患已起，则应在考虑保卫国家的同时，检讨造成边患的帝国自身的原因。韩琦此时所想到的，已经是关系帝国江山社稷安危的长远大业。这亦应当是后来韩琦、范仲淹等人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实行改革的思想基础。
但韩琦现在所说的这个问题，对帝国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来说，毕竟还是远了一点，也更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办到的。帝国的仁宗皇帝现在所要做的，是急于找到对付元昊的办法，让这个胆敢冒天下之大讳、挑战帝国尊严的跳梁家伙尽快安生下来。
就在宋仁宗为西北局势焦虑不已的时候，知延州郭劝和李渭送来的另一封奏折，又给仁宗皇帝吃了半颗定心丸——郭劝扣留了元昊派往汴京送国书的西夏使臣。然而不知郭、李二人是疏忽大意？还是不敢细看西夏送给朝廷的国书？反正，他们在奏折上说，西夏虽然僭越称建立了大夏国，但表章上对宋还是称臣，这样看来，朝廷可以用礼数使他们渐渐屈服，请陛下和大臣商议。
郭、李的奏折应当算是一个好消息，从某种概念上说，它让宋仁宗在震怒之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就是嘛，区区元昊岂敢与大宋为敌？说不定元昊造反的消息，本来就是边臣的庸人自扰。于是，宝元二年正月，仁宗皇帝下诏给延州，准许西夏使臣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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