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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这个近乎儿戏的瞎指挥，遭到了兼知延州的范仲淹反对，范仲淹认为，不根据战场具体形势，只按官位尊卑作战，只能是自取败亡。范仲淹在延州亲眼目睹了边陲情况，这在他写的《渔家傲秋思》一词里多少有所体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就是当时范仲淹看到的前线情景，范仲淹根据具体情况，把军队分成6队，每队3000人，而后根据敌军多寡轮番出战。范氏这个用兵办法，一时间各路宋军都纷纷仿效。
在泾原前线的韩琦，也不赞成宋仁宗按官位尊卑作战的设想，但韩琦却没有象范仲淹那样，把仁宗皇帝如此有“智慧”的设想直斥为“取败之道”，而是上书仁宗，有理有据指出宋军作战时存在的弊端，汇报了自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沿边总管、钤辖之下，尚有众多指挥和使臣，每次作战都是临时分领兵马，将领、士兵没有经过磨合训练，其结果是将领不知道士兵勇怯，士兵不服将领的威信，以致屡遭败绩。近来已从诸班中选了一批武艺优良者，分别委任以寨主、监押之职，但这仅仅是聚于一城之中，未能各尽其用。因此，希望陕西都总管司来统一分配这些人：鄜延路15员、环庆、泾原、秦凤路各10员，为逐路教押军阵，分逐州禁军由其率领，根据士兵训练程度、战斗胜负，施行重赏重罚，如此一来，士兵们是勇是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又有赏罚条令驱动，必然会各思奋身，亦避免了主将总是挑选勇敢之士做自己护卫的弊端。
自古临敌取胜，必须要有战斗力强的奇兵（预备部队），如果一窝蜂并力出战，势必所向皆溃。士兵中并非没有出类拔萃的勇敢者，关键在于这些人都分散在了各个指挥，现每个指挥所辖不过二、三十个人，与士兵混在一处，御敌之际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反而受怯懦者牵累，虽想挺身奋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乞陛下委臣与范仲淹、庞籍等，分别就各路屯驻、驻泊的当地禁军及士兵、厢兵中，挑选勇力过人、能在战马上使用刀、枪、槊、铁鞭、铁锏、棍棒等兵器者，以每500人为限，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设两指挥，本路土兵一指挥，屯驻、驻泊兵士一指挥，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环庆路屯环州、庆州，泾原路屯泾州、镇戎军，秦凤路并屯秦州……
韩琦这个设想，是在战斗部队之外，另设一支战斗力更强的骑兵部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支特种部队，这在茫茫大漠、夏军又多为骑兵的西北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对策。
此时，韩琦以全族性命保举的范仲淹，也在延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收到明显效果，宋军收复了金明寨等延州屏障。并在一系列小战事中扭转了战则不胜的局面，时不时打上一两个小胜仗，使得夏军从此不敢轻视延州。夏军士兵相互告诫：不好再打延州的主意了，今日小范老子（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可不象大范老子（范雍）那样好欺负。
就在韩琦、范仲淹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西北边陲的时候，仁宗皇帝也得到了一个让他深感安慰的消息——出使契丹的郭稹带回可靠情报：目前契丹没有联合西夏、觊觎中原的迹象。
郭稹出使契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向契丹通报帝国西北用兵一事；另一个，就是侦察契丹有没有配合、援助西夏迹象。仁宗皇帝最担心的，就是北方契丹乘宋军忙于西北的时候横插一脚，一旦如此，那帝国势必将面临两面作战。
似乎汉民族自诞生之日起，这个略显柔弱的民族，每每在和所谓“夷狄”打交道时，总是热衷于在精神和嘴巴上去战胜每一个对手，而且还深得上天庇佑，总是胜的时候多，败的时候少，把汉民族在军事上的失利，从精神和嘴巴上拚了命地完全找回来。往大里说，这些人是维护了国家尊严，但往小里说，这些人则不过是一能说会道的辩客而已。从春秋战国的苏秦、张仪、晏子、蔺相如辈，乃至更前、更后的辩客，这些人在中国浩瀚的历史大书上，无数次写下了汉民族精神胜利和嘴巴胜利的记载，而这次大宋派去契丹的使臣郭稹，又为这些记载添了精彩一笔：
郭稹使辽，辽主盛情款待，并邀请郭稹一同观看狩猎，且出于礼貌请郭稹也射上几箭。
也许辽国皇帝是想看看大宋使臣究竟有什么样的气势？反正郭稹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于是，郭稹把辽主的邀请当做了为国争面子的机会，接过弓箭，如有神助一般，一箭射中一只正拚命逃跑的兔子，这一下可是让辽国君臣相顾愕然，辽主于是便将自己的坐骑及一大堆礼物赐给了郭稹……
北方契丹无意中原；西北局势也趋于稳固，宋仁宗终于放下了两面作战的担忧。现在，大宋帝国内有可堪倚重的宰相吕夷简主持大政；外有夏竦、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战局，范仲淹又在延州连打了几场小胜仗，这一切都让仁宗皇帝觉得，是到了宋军大举反攻、覆灭元昊的时候了，大宋帝国必须取得最后胜利，以胜利为这场战争画上圆满句号。
宋仁宗康定元年八月，仁宗皇帝派翰林学士晁宗悫；入内都知王守忠带着他的手诏来到陕西，催促宋军对夏军展开反击，战争，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可惜的是，现在宋军西北前线的将领，却在攻与守的选择上分成了两种尖锐对立意见。
主持泾原战区的韩琦坚决主攻。
韩琦认为：元昊用出其不意的手段攻我，我同样可以出其不意攻击夏军，夏军屡胜，现在警惕性肯定不高，是所谓的骄兵，如果宋军这时候突然发动攻击，元昊必败。
从战术上说，韩琦提出乘夏军被胜利陶醉、放松警惕之机发动突然袭击，这个建议是极具可行性的。此时西北战局的情况是，夏军虽小有败绩，但元昊对宋军战斗力还是持不屑一顾态度，所谓骄兵必败，宋军如果在这时候大举反击，从军事上说具有一定的突然性，那么，这场战争最后鹿死谁手将很难确定。更重要的是，自西北战争爆发，宋军始终处于被动防守，战争也始终在宋境内进行，大宋帝国承受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如果宋军主动进攻，可以把战争引向夏境，让西夏来付出战争破坏的代价，从而削弱西夏对战争的承受力。
然而，韩琦的意见却受到宋军前线最高指挥部多数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天下太平已久，人们早已不知道仗该怎样打，现在战争突起，将士没有经过训练，怎么能去向敌军发起主动进攻？应当守好关塞，靠时间来拖跨敌人。
呵呵，典型的乌龟战术。
韩琦主动进攻的意见不被大多数人采纳。
就连韩琦全力保举、主持延州战区的范仲淹也持防守为上的态度。范仲淹认为，宋军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年太宗皇帝以久经沙场的大将、久经战阵的精兵，最终都没能收复银夏，何况今天承平日久，帝国既无沙场老将，也无经过战争的精兵，举兵深入敌境，一旦无法自拔，那连国家安危都可能将是个未知数。
宋军泾原、延州两个战区主将意见相悖。战争打了这么久，可以说大宋帝国到这时候，仍然是没有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战略布署。但无可否认，宋军放弃主动出击，也就等于放弃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只等着被动挨打。
就在帝国西北前线将领为攻与守争论不休的时候，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开始为彻底打破宋军西北防线进行第二次战役布署。
元昊这次兵锋所指，是韩琦负责的泾原一路。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夏军主力突然离开延州西进攻打三川寨，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扬保吉战死。次日，担任泾原路都监刚刚一天的刘继宗等人分兵再战，同样以失利告终。此时，泾州驻泊都监王圭赶来增援的三千骑兵，从瓦亭寨至狮子堡，一路上陷入夏军重重包围，王圭身中三矢的情况下，依然率部奋力冲杀，敌军稍退，但宋军乾沟、乾河、赵福三堡失守。韩琦调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军直趋三川，夏军得知宋军援兵大至，纵兵大掠三日而退。这一战，宋军虽然杀死夏军两员大将及大批夏军士兵，但自己也付出5000人战死的沉重代价。韩琦咽不下这口气，命环庆副都部署兼知庆州任福，率兵万余，夜行军70里突袭白豹城，夏军遭宋军突然袭击，溃败，宋军大胜，“焚其积聚而还。
三川寨之战，是宋军自三川口失利后，第一次和所向披糜的夏军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势均力敌的战斗，同时也是对宋、夏战争结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战斗——它让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从常胜的陶醉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宋军所蕴含的战斗力，从而在战略上更加重视这场关乎西夏帝国生死存亡的战争，并利用宋军战、守不定的傍徨，运用他丰富的军事经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兵者，诡道也”的含义，再一次以近乎完美的胜利，给了宋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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