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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接到仁宗皇帝正月上旬鄜延、泾原两路出兵诏书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在延州所有的苦心经营，都将随着宋军这个行动化为乌有。因此，范仲淹立刻向仁宗皇帝上书，要求推迟出兵日期，并详细阐述了自已的理由，同时向仁宗皇帝汇报了自己招抚元昊的设想：
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我军深入险阻之地，此时塞外正值风雪大寒，士兵暴露冰天雪地之中，一旦贼兵向我发起攻击，我军必然会损伤惨重。而且目前鄜延一路无论城垒栅寨、兵甲粮草、士兵攻守之策均已部署就绪，无需担心敌军先我发动攻击。请等到春暧时再出兵，那时候正是青、黄不接，西夏马饥人瘦，形势于我易于控制，又可乘机扰乱夏境耕种，即便我们没有大的收获，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况且朝廷亦有招降蕃酋之意，臣也曾派人探问其情，告知朝廷怀柔之意，让元昊削去大夏国号，仍然臣服于朝廷。现在分析情况，依然存在着这种可能，鄜延原是西夏过去向朝廷进贡来往之路，愿陛下存此一路，允许鄜延暂缓出兵，只令诸将严密防范，贼来则击之，乘我军尚未出兵之机，容臣示以恩意，大约一年之间，便可有招安的可能。不然的话，臣恐怕隔绝情意，那这场战争的结束，只怕就会遥遥无期。倘若用臣的这个策略最终没有效果，那么朝廷再从长计议出兵大计，先取绥、宥，据其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之计，如此，则茶山、横山一带蕃、汉大户畏我军兵威，或招降、或逃窜，亦是去掉西夏一只臂膀，那时拓疆制寇，再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如果宋仁宗是个雄才大略、决策果断的皇帝，那么，既然已经决定了出兵日期，而且出兵的诏书已下，箭在弦上，就不应再有任何变化，须知，宋军面临的问题，西夏军队也同样面临；如果宋仁宗是个雄才大略、决策果断的皇帝，那么他就应当明白，元昊既然已经建立了大夏帝国，且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他就不可能靠几句好话，消弥了这场立国战争。
但，宋仁宗偏偏就是个耳朵根软、缺乏主见的天子。
范仲淹在奏折中说元昊还有归附的可能，这个结果，对不得已而被迫用兵的宋仁宗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兵凶战危啊，他当然更愿意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缺乏主见的仁宗皇帝立刻下诏：“从仲淹所请”！并让范仲淹和韩琦两人具体协商，如果有机会，仍还要主动出兵。
宋仁宗这个决定模棱两可，实际上让宋军又回到了战守不定的尴尬局面。
此刻，泾原前线，信心满满的韩琦正为正月上旬宋军两路出击，彻底覆灭元昊，竭尽全力地做着各种准备，却突然又接到仁宗这道模棱两可的旨意，不由大惊。
宋仁宗出尔反尔、优柔寡断，让一心主战的韩琦悲愤不已。韩琦一面派尹洙急赴延州，劝说范仲淹按原计划两路同时出兵，一面上书给宋仁宗，希望仁宗皇帝给范仲淹明确诏令，命其出兵：
前日臣在京师屡次面奏，此战关系重大，关乎国家安危。两路协力还尤恐不能致敌于死命，现在又让鄜延一路按兵不动，这无疑是把泾原一路孤军送入敌口，非是当用之计。请陛下诏令鄜延一路同时出兵。
宋仁宗接到韩琦奏折，又觉得韩琦说的也有道理，一时间无法决断，只好将韩琦奏折转给范仲淹，让范仲淹看着办。
范仲淹接到宋仁宗扔过来的皮球，于是再次上书仁宗，提出了另一个办法：臣和韩琦一样，都是想怎样尽心报国，并不是怯弱惧战。但兵凶战危，理应谨慎防守以观其变，不可轻兵深入。鄜延一路要进贼界，比起其他几路都远，宜先修复城寨，请以二月中旬合兵万人，从永平寨前出修筑承平寨，承平寨建好之后，再择机进筑另一寨，这样就牵制了元昊东路军马，使夏军难以全力对付环庆、泾原之师，亦如我军两路出兵一样。
范仲淹这个建议，就是鄜延一路佯做出兵，是一支疑兵，而实际上等于仍然没有出兵。
中国数千年历史，恐怕冷兵器时代发生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没有象大宋帝国和西夏之间这场战争那样，战与守、攻与伐的奏章、诏命，一次又一次在中央和前线千里路途上来来回回传递，
范仲淹的固执和宋仁宗的优柔寡断，终于导致了帝国20万重兵困守边城，坐失战争良机的结局。
而西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昊，却利用范仲淹对他一厢情愿的招抚，又一次将计就计，制定出了一个痛歼泾原一路宋军的绝妙计策，西北大漠萧萧寒风中，大宋王朝一代名臣韩琦兵败好水川的悲剧，由此一点点拉开帷幕。
早在大宋帝国朝廷为攻、守两策争执不下的时候，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就已经从宋军各种迹象中嗅到了某种危险气息。宋军鄜延、泾原两路经过韩琦、范仲淹精心整顿，已经不再是战争初期时那样不堪一击，三川寨之战和宋军突袭白豹城之举，就是宋军战力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所幸的是，宋军自战争初始便一直采取守势，将主动权拱手送给了夏军，这才使他能够游刃有余。但元昊心里比谁都清楚，要想保住刚刚建立的大夏帝国，除了在军事上彻底打败宋军之外，别无任何选择！只有在军事上站稳脚根，大夏帝国才能安然挺立。
然而，大宋帝国犹如一棵盘根结虬的老树，折断它几根树枝，根本无损于它的元气。反之，如果宋军倾全力反击，那对夏军来说，将无异于一场秋风扫落叶般的灾难。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宋军没有形成有效攻击之前，寻找三川口之战那样的机会，集中夏军优势兵力，尽可能消灭宋军有生力量，从精神上击垮大宋王朝斗志，而且，这个机会必须要尽快找到。
可是，自宋军更换前线统帅之后，这样的机会几乎就没有过。
延州的范仲淹小心翼翼，稳扎稳打。
泾原的韩琦兵锐将勇，调度诡密。
更严重的是，宋军在经过最初的被动挨打之后，已经过渡到有组织地进行局部反击，白豹城之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若宋军从根本上缓过神来，泾原、延州两路齐头并进、大举反攻，那久战的大夏疲惫之师，势将左支右绌，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然而，天不绝西夏，知延州范仲淹热衷于怀柔的战略方针，终于让元昊看到了可乘之机。于是，元昊投范仲淹所想，派当初被俘的宋军塞门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赴延州，告知范仲淹，他有意乞和。
范仲淹接见了高延德。此时，奉韩琦之命苦劝范仲淹出兵的尹洙，已经在延州呆了近一个月。但尽管尹洙磨破了嘴皮，范仲淹就是不肯出兵，这让和范仲淹、韩琦关系都不错的尹洙不由感叹：范公在这一点上可就不及韩公了，韩公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
范仲淹坚不出兵，元昊又派人乞和。万般无奈的尹洙不得已返回泾原。
范仲淹固执己见，满腔悲愤的韩琦不得不上书仁宗皇帝，接受这个无奈的事实，退而求其次：攻、守二策，臣兼程赴京面呈陛下，请陛下做最后裁择，陛下和两府大臣商议，只取攻策施行。若陛下决心下定，两府大臣也不改变主意，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然而臣方归本司，却又横行枝节，陛下显然又心存疑惑，攻讨之说，诏书奏折比比而下。朝廷举大事、主大谋，理当坚如金石，没有更改余地，且应不时下诏激励将士，对惑乱军心者绳之以法，而现在却顾虑重重，认为出兵必然一事无成。况且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纳，不肯出兵，臣虽上书乞按原议，但如果朝廷强命他出兵，终究不是他的本意，将士得知，也必然会心无斗志。现在二月份已过去将近一半儿，署气渐生，进兵已变得更加困难。
臣力主攻策，并非是年壮气盛、缺乏深谋远虑想侥幸求胜，贻误国家，而是认为：元昊据数州之地，精兵不过四、五万，其余都为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我陕西四路军队，人数虽然不少，但因驻守于各个城寨，相对势分力弱，因此夏军首犯延州之所以能生擒二将、杀掠无数，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平、石元孙虽集中一路兵力抵抗，但总人数才9000人而已。去年秋末，镇戎之败也是如此，刘继宗等将领分兵接敌，不满万人，等援兵赶到时，敌军已得胜而归。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常集中优势兵力，而我军总是兵力分散。朝廷内外看不到我军这个战术的失误，反而一味强调防守，导致敌人有恃无恐，屯20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和敌军交锋，中夏之弱，自古未有。退一万步，即使坚守，也从没听说哪个主张防守的大臣，能让防守变成最终取胜之道，长此以往，臣恐怕春失几座寨、秋陷几座堡，边防屏障日渐减少，大军士气日渐沮丧，而敌人乘此佳机，陡生吞陕右之心。再加上自兴师以来，敛集军需粮草，黎民早已不堪重困，而军费征敛，现在看来仍未有穷期。去年秋季收成还算不错，国家军费已是捉襟见肘，一旦发生水旱之灾，情况又该将如何？
臣近日途经乾、泾、邠、渭等州，百姓乞求减放臣前时曾明令取消的科税，又有丝绢行十几家丝绢户，官府向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亦向臣哀诉求免。国家费用来源已艰难到这种地步，然而战争是军国大事，转运司既没有别的办法，臣也不敢邀爱民之誉答应放免，怕因此使朝廷政策不一，给朝廷增加麻烦。但臣恐怕这样下去，一、两年的时间，国家经费就会日益蹙促，人情大骚，师老思归，再也找不到更替戍边的士兵。每每思虑至此，臣难尽言。因此，望陛下能省察群言之难一，为大事之当慎，知道这些不同意见已延误了出兵之期，同时诏令诸路置办军需，整训兵马，待初秋来临之时，若范仲淹招抚没有效果，则另派近臣，寻找机会。如下决心出兵讨伐，则求陛下再不可犹豫，圣旨降下之日，前方诸事已准备就绪，便可进兵。
韩琦这封奏折，言辞中充满了悲愤、无奈、及对战争未来结局的担忧，但现在出兵良机已经坐失，只能待初秋再图进兵了。
毫无疑问，韩琦和范仲淹，在对战争的认知上有着根本分岐。
如果说范仲淹主张防守，是只看到了战争的具体表象，那么韩琦主张进攻，则不仅是看到了战争表象，而且也从更深层次看到了战争的本质。韩琦从根本上解剖了帝国被动防守的弊端，也阐明了出兵进攻、争取战争早日结束的内涵。
尽管韩琦在这封奏折中，没有对范仲淹作任何激烈批评，但很明显，韩琦已经认识到当初推举范仲淹出掌西北战事，是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韩琦不怀疑范仲淹对国家的忠诚，但却不能不悲哀于范仲淹和自己对战争认识的不同。这才向仁宗提出了“另派近臣”的要求。
韩琦等待的初秋还遥不可及。
而此时的元昊，却一面以乞和麻痹范仲淹，解除夏军延州一路后顾之忧，一面周密计划，制定出了集中夏军主力，全力对付泾原一路宋军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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