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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仁宗皇帝担心自己议和的构想，说不定哪天会被前线某个好战浑兵小官给毁于一旦。于是，继南郊大礼明诏之后，庆历二年正月，仁宗皇帝再次下诏给西北前线：
近分陕西沿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诸路分部署、钤辖以上，允许和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诸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
这是要让前线更多最有机会和夏军接触的中下级军官，都闻听到中央的指示，以免和夏军发生冲突。宋仁宗相信，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前线将领，是能够领会自己招抚意图的，但再往下的军官可就不保险了，那么大的战区，那么多的兵，万一哪个小军官或士兵杀了一个夏兵、放了一支冷箭，鸡毛蒜皮一点小事，可能都会引发一场大战，把议和的希望泯灭。现在让这些中、下级军官都参议军事，朝廷议和的意图他们就会知晓，也就自然会约束手下士兵，少找麻烦。
韩琦、范仲淹的确理解了朝廷的招抚意图，仁宗皇帝应韩、范所请，各自给了他们枢密院和宣微院空白宣头100道，让二人用来招抚蕃部及奖赏有战功的军兵。
然而，仁宗皇帝已经把事情都做到这一步了，但西夏元昊那里却还是没有任何一点反应，这让仁宗皇帝担心元昊这小子，是不是没有领会自己的意图？于是，宋仁宗庆历二年二月，仁宗皇帝再次下诏，取消了韩琦、范仲淹等陕西四路沿边安抚招讨使称号，改之为观察使，以免陕西四帅“招讨”的职务刺激元昊。
宋仁宗在这个问题上真算是煞费了苦心，观察使的级别，比安抚、招讨使更高，同时又是军职，很合适宜，但却在称谓上消除了战争的意味，而且对四帅有晋级奖勉之意，但更重要的一点，却是剥夺了招讨使遇到紧急军情时，可以便宜行事的权力。
对于仁宗皇帝此种安排，秦州将佐私下议论纷纷，认为韩琦从文职给改成了军职，看着是升了一级，但可不是什么美迁。但朴忠报国的韩琦却没有多想，慨然接受观察使一职，并上表谢恩。
但仁宗皇帝这个安排，在范仲淹、庞籍、王沿那里却遭到婉拒。大宋王朝重文轻武，文职官吏因此倍受青睐，文官在人们心目中，其社会地位远比武职高的多。
范仲淹不想接受观察使一职，并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得体的借口，上书仁宗说：观察使，朝班时还在待制之下，臣守边缰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等武人为伍，恐怕这样会被贼给轻视。范仲淹三次上表，婉拒改观察使，仁宗皇帝最终只好收回成命。
范仲淹三人没有接受观察使的职务，这让已经接受此职、并已上表谢恩的韩琦很是被动。不管韩琦接受观察使一职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此举都已让他跟另外三人有了区别，成了出头椽子。
数千年中国历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似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数，其各种错综、敏感、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本”因素，构成了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哲学和处世准则，而由此派生出的丑陋与污浊，曾经断送了华夏一代又一代精英志士，他们在这潭污泥浊水中挣扎、沉沦。但也惟其如此，一页漫长的华夏文明史才变得如此精彩、多姿。
范仲淹三人不接受观察使。韩琦不得不考虑这其间的微妙关系了。现在，这位年轻的帝国政治家、军事家经过战争的洗礼，已经变的更加成熟、稳重，韩琦已经明白，忠君报国，不能单纯只靠一腔热血和无私的坦荡，更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韩琦为此再次上书仁宗，请求朝廷收回他已接受的职务。
似乎宋仁宗也感到，四路中惟有韩琦改观察使，将会使韩琦很难措置，于是仁宗皇帝特为下诏，让韩琦以现任经略安抚使立位系衔，仍依前项指挥。
西北暂无战事。但宋仁宗却又得为北方辽国忧虑。
宋仁宗的担心没有错，当初郭稹凭着一支箭在辽国换来的帝国尊严，早已被宋军在西北屡次惨败抵消的荡然无存。辽主觉得宋军连小小西夏都打不过，何况对堂堂大辽？于是，辽主大起轻宋之心，想借此机会兴兵南下，夺回当年被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10县。
如果追溯瓦桥关南10县历史，它可以上溯到契丹贵族阿保机建立大辽之时。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为夺皇帝宝座，向契丹请求援助，做为契丹出兵的报酬，石敬塘将幽、蓟16州割让给了契丹，幽州由此成为契丹的南京。此后到了后晋末年，辽太宗再次兴兵南下，一直打到宋帝国今天的京城开封，后来周世宗出兵北伐，夺回了瓦桥关以南的10县。
宋太祖建立大宋王朝之后，收复幽蓟16州一直是帝国最大的愿望，这就有了宋太祖当年建立封椿库，以及太宗皇帝的两次北伐。而契丹国，也是念念不望索回关南10县。现在宋、夏大战，宋军屡败，契丹认为这是向宋王朝施加压力、索回关南10县的绝佳机会。
然而在契丹政府内部，当契丹国主召集大臣，商议兴兵南下时，却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
契丹南院枢密使、齐王萧惠主张出兵，他认为，宋军在西北连年征战，屡屡失败，已经是师老兵疲、百姓困蹙，宋国决不敢再跟辽国打这一仗。这种情况下，如果契丹皇帝亲率大军出征，那胜利将是唾手可求。
但萧惠的意见，遭到了北院枢密使、楚王萧孝穆的反对。萧孝穆认为：当年辽太祖皇帝兴兵南伐，始终没有收到理想效果，今天国家虽然比当年强大了，但有经验的将帅都已相继过世，再者，宋朝并没有得罪契丹，无故兴兵，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何况战争一旦兴起，胜负本身就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但契丹国主倾向于南院齐王萧惠的意见，于是下诏各道调兵遣将，约定各道军兵会师南京，同时任命齐王萧惠为统帅，刻日出兵南下。
契丹大军集结南京。
帝国仁宗皇帝也紧锣密鼓地备战。
庆历二年二月，宋仁宗诏命河北真定府、定州、天雄军、澶州等州府，各自整备兵马器械，河北各州强壮，务于三月份赴州接受检阅，身体强壮者刺手背充为义勇军。同月，仁宗皇帝召见前枢密院大臣、因头枕乾纲、貌类艺祖而被赶出京城的保静军节度使、新任知澶州王德用。宋仁宗面对这位无辜受屈老将居然毫无愧色、恬不知耻地对王德用说：河北方警，借卿威名镇抚耳。
很难想象，如果这次契丹真的兴兵南下了，80年基业的大宋王朝是否还能保得住赵家的王位，最起码，中国有宋一代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从来不承认“如果”。
契丹国主想出兵，最终却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向老宰相张俭求教。
无法否认，华夏民族这部厚重的历史大书，有时候就是因为某个人的轻轻一言而改写了的。现在，契丹老宰相张俭就是改写这段历史的人。张俭向契丹国主分析了出兵的利与害，最后给契丹国主出了个主意：既然契丹出兵，取胜的把握是建立在断定宋国不敢打这一仗基础上的，那么就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派个使臣向宋发出战争威胁，向宋国索要关南10县就是了，何必皇帝要御驾亲征？
契丹国主听从了张俭的建议。于是，历史又一次给了大宋帝国一个机会，一个靠铁嘴钢牙战退十万辽兵的机会。不过，这一次帝国派出的使臣不是郭稹，而是富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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