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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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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仁宗皇帝担心自己议和的构想,说不定哪天会被前线某个好战浑兵小官给毁于一旦。于是,继南郊大礼明诏之后,庆历二年正月,仁宗皇帝再次下诏给西北前线:

    近分陕西沿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诸路分部署、钤辖以上,允许和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诸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

    这是要让前线更多最有机会和夏军接触的中下级军官,都闻听到中央的指示,以免和夏军发生冲突。宋仁宗相信,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前线将领,是能够领会自己招抚意图的,但再往下的军官可就不保险了,那么大的战区,那么多的兵,万一哪个小军官或士兵杀了一个夏兵、放了一支冷箭,鸡毛蒜皮一点小事,可能都会引发一场大战,把议和的希望泯灭。现在让这些中、下级军官都参议军事,朝廷议和的意图他们就会知晓,也就自然会约束手下士兵,少找麻烦。

    韩琦、范仲淹的确理解了朝廷的招抚意图,仁宗皇帝应韩、范所请,各自给了他们枢密院和宣微院空白宣头100道,让二人用来招抚蕃部及奖赏有战功的军兵。

    然而,仁宗皇帝已经把事情都做到这一步了,但西夏元昊那里却还是没有任何一点反应,这让仁宗皇帝担心元昊这小子,是不是没有领会自己的意图?于是,宋仁宗庆历二年二月,仁宗皇帝再次下诏,取消了韩琦、范仲淹等陕西四路沿边安抚招讨使称号,改之为观察使,以免陕西四帅“招讨”的职务刺激元昊。

    宋仁宗在这个问题上真算是煞费了苦心,观察使的级别,比安抚、招讨使更高,同时又是军职,很合适宜,但却在称谓上消除了战争的意味,而且对四帅有晋级奖勉之意,但更重要的一点,却是剥夺了招讨使遇到紧急军情时,可以便宜行事的权力。

    对于仁宗皇帝此种安排,秦州将佐私下议论纷纷,认为韩琦从文职给改成了军职,看着是升了一级,但可不是什么美迁。但朴忠报国的韩琦却没有多想,慨然接受观察使一职,并上表谢恩。

    但仁宗皇帝这个安排,在范仲淹、庞籍、王沿那里却遭到婉拒。大宋王朝重文轻武,文职官吏因此倍受青睐,文官在人们心目中,其社会地位远比武职高的多。

    范仲淹不想接受观察使一职,并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得体的借口,上书仁宗说:观察使,朝班时还在待制之下,臣守边缰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等武人为伍,恐怕这样会被贼给轻视。范仲淹三次上表,婉拒改观察使,仁宗皇帝最终只好收回成命。

    范仲淹三人没有接受观察使的职务,这让已经接受此职、并已上表谢恩的韩琦很是被动。不管韩琦接受观察使一职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此举都已让他跟另外三人有了区别,成了出头椽子。

    数千年中国历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似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数,其各种错综、敏感、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本”因素,构成了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哲学和处世准则,而由此派生出的丑陋与污浊,曾经断送了华夏一代又一代精英志士,他们在这潭污泥浊水中挣扎、沉沦。但也惟其如此,一页漫长的华夏文明史才变得如此精彩、多姿。

    范仲淹三人不接受观察使。韩琦不得不考虑这其间的微妙关系了。现在,这位年轻的帝国政治家、军事家经过战争的洗礼,已经变的更加成熟、稳重,韩琦已经明白,忠君报国,不能单纯只靠一腔热血和无私的坦荡,更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韩琦为此再次上书仁宗,请求朝廷收回他已接受的职务。

    似乎宋仁宗也感到,四路中惟有韩琦改观察使,将会使韩琦很难措置,于是仁宗皇帝特为下诏,让韩琦以现任经略安抚使立位系衔,仍依前项指挥。

    西北暂无战事。但宋仁宗却又得为北方辽国忧虑。

    宋仁宗的担心没有错,当初郭稹凭着一支箭在辽国换来的帝国尊严,早已被宋军在西北屡次惨败抵消的荡然无存。辽主觉得宋军连小小西夏都打不过,何况对堂堂大辽?于是,辽主大起轻宋之心,想借此机会兴兵南下,夺回当年被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10县。

    如果追溯瓦桥关南10县历史,它可以上溯到契丹贵族阿保机建立大辽之时。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为夺皇帝宝座,向契丹请求援助,做为契丹出兵的报酬,石敬塘将幽、蓟16州割让给了契丹,幽州由此成为契丹的南京。此后到了后晋末年,辽太宗再次兴兵南下,一直打到宋帝国今天的京城开封,后来周世宗出兵北伐,夺回了瓦桥关以南的10县。

    宋太祖建立大宋王朝之后,收复幽蓟16州一直是帝国最大的愿望,这就有了宋太祖当年建立封椿库,以及太宗皇帝的两次北伐。而契丹国,也是念念不望索回关南10县。现在宋、夏大战,宋军屡败,契丹认为这是向宋王朝施加压力、索回关南10县的绝佳机会。

    然而在契丹政府内部,当契丹国主召集大臣,商议兴兵南下时,却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

    契丹南院枢密使、齐王萧惠主张出兵,他认为,宋军在西北连年征战,屡屡失败,已经是师老兵疲、百姓困蹙,宋国决不敢再跟辽国打这一仗。这种情况下,如果契丹皇帝亲率大军出征,那胜利将是唾手可求。

    但萧惠的意见,遭到了北院枢密使、楚王萧孝穆的反对。萧孝穆认为:当年辽太祖皇帝兴兵南伐,始终没有收到理想效果,今天国家虽然比当年强大了,但有经验的将帅都已相继过世,再者,宋朝并没有得罪契丹,无故兴兵,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何况战争一旦兴起,胜负本身就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但契丹国主倾向于南院齐王萧惠的意见,于是下诏各道调兵遣将,约定各道军兵会师南京,同时任命齐王萧惠为统帅,刻日出兵南下。

    契丹大军集结南京。

    帝国仁宗皇帝也紧锣密鼓地备战。

    庆历二年二月,宋仁宗诏命河北真定府、定州、天雄军、澶州等州府,各自整备兵马器械,河北各州强壮,务于三月份赴州接受检阅,身体强壮者刺手背充为义勇军。同月,仁宗皇帝召见前枢密院大臣、因头枕乾纲、貌类艺祖而被赶出京城的保静军节度使、新任知澶州王德用。宋仁宗面对这位无辜受屈老将居然毫无愧色、恬不知耻地对王德用说:河北方警,借卿威名镇抚耳。

    很难想象,如果这次契丹真的兴兵南下了,80年基业的大宋王朝是否还能保得住赵家的王位,最起码,中国有宋一代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从来不承认“如果”。

    契丹国主想出兵,最终却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向老宰相张俭求教。

    无法否认,华夏民族这部厚重的历史大书,有时候就是因为某个人的轻轻一言而改写了的。现在,契丹老宰相张俭就是改写这段历史的人。张俭向契丹国主分析了出兵的利与害,最后给契丹国主出了个主意:既然契丹出兵,取胜的把握是建立在断定宋国不敢打这一仗基础上的,那么就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派个使臣向宋发出战争威胁,向宋国索要关南10县就是了,何必皇帝要御驾亲征?

    契丹国主听从了张俭的建议。于是,历史又一次给了大宋帝国一个机会,一个靠铁嘴钢牙战退十万辽兵的机会。不过,这一次帝国派出的使臣不是郭稹,而是富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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