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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辽此时交恶,这对大宋帝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打击元昊、一雪前耻的绝佳机会。现在夏、辽两国都想打宋国这张牌,夏、辽犹如一架天平,都在争宋国这只法码,宋国偏向哪端,哪端就将占据优势。然而,这突然之间出现的变故,却让胸无定见的宋仁宗一时间无所适从。
宋朝内部有人主张:借此机会,拒绝元昊议和要求,坐收渔人之利。
礼部郎中吴育上书仁宗皇帝,分析利害:契丹和宋交好已非一日,不可为了招纳一叛羌,失了继世兄弟的情谊。现在二蕃自斗,正可静以观变,乘机渔利,万一失策接纳西夏,臣恐怕契丹一旦兴兵窥赵、魏之地,朝廷不仅得不到元昊丝毫之助,而我太行东、西之地却要有烟尘之警。我国最好派人向元昊表明:契丹与夏为世姻,一旦自绝,力屈而归大宋,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就应当一如既往顺契丹如故,大宋才能答应议和,然后我们再向契丹表明:我大宋已诏命元昊;如能向契丹谢罪,则大宋接受西夏议和,如仍坚持己见,我大宋当为契丹讨之!这样,契丹和西夏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归罪于我。
富弼也上书仁宗,提出必须让西夏称臣,方可议和:元昊对契丹称臣而不对我称臣,明摆着是承认契丹无敌于天下,必须让元昊称臣方可议和。
馆阁校堪蔡襄也上书仁宗:元昊自称兀术,音译为“吾祖”,这是元昊侮谩朝廷,朝廷赠其诏书也称其吾祖,这是什么话?!
毫无疑问,富弼、蔡襄的话自有道理,便是吴育的建议,对大宋王朝此时借助契丹之力要挟元昊,也不失为一个设想。于是,在众大臣的反对下,仁宗皇帝不得不放弃准和的打算,让中书和枢密院出面,以元昊所称“兀术”之号“名体不正,名上一字又犯圣祖讳”为由,让夏使将原书带回。至于元昊对大宋称“男”,情意上虽显恭顺,但便是父子,也无不称臣之理。如从今以后上表只称旧名,朝廷便当封册元昊为“夏国主”,赐诏不名,允许西夏自置官属,西夏使者来宋或宋使到西夏,一如对待契丹使者的礼节。另;如果西夏在边界派人接收宋国岁赐,宋朝可以答应开放保安军贸易市场,宋国岁赐给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等等……同时派使臣和西夏使者一起,到西夏就此协商。
宋国的这些条件,看似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所要求的却都是一些虚名上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实质。宋仁宗只在名号上跟元昊打嘴仗,它背后隐藏着的,还是仁宗皇帝对宋、夏议和的渴望。
宋仁宗急于跟西夏议和,其原因固然在于他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做为一个并不昏庸的皇帝,宋仁宗从宋、夏这场战争中,已经看出了大宋王朝正日趋走向没落的危险。连小小的元昊都敢公然分疆裂土、称王称霸,堂堂大宋王朝居然对此无能为力?而西夏跟宋分庭抗礼、建立夏国这个既定事实,看来他已经是无力改变,大宋王朝建国80年,现在让银、夏分裂出去了,他实在是愧对祖先啊。北方的契丹就更不用说了,居然不顾几十年盟好趁火打劫,想翻脸就翻脸。但是,话再说回来,要是大宋帝国强大无比,他们还敢这样吗?退一万步,就是太祖、太宗皇帝、哪怕是先父真宗皇帝在位,他们还敢这样吗?
但现在却是他仁宗啊,是他仁宗在当这个皇帝,是他仁宗在守着帝国这个烂摊子!此时,仁宗皇帝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愿望——寻找办法,富国强兵!只有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会是弱小的!但,要想走富国强兵这条路,他必须让大宋帝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有,为朝廷找到能当此大任的人才。
仁宗皇帝知道,靠现任暮气沉沉的中央内阁,富国强兵怕是不行了,他必须考虑吕夷简政权之后的内阁人选。吕夷简老了,自第三次入主中央内阁之后,这位老宰相似乎就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机敏和睿智,除了在力主建大名陪都一事上还能看见他昔日风彩之外,至于其他朝政,吕宰相似乎已经没有精力去过多理睬了。
吕夷简的衰老表现的很明显:那是庆历二年冬天,那一次,平生朝会出入进止总是不差分毫的吕宰相,前所未有地在朝会上失了仪,竟在朝见仁宗皇帝时少拜了一次。这件事情迅速传遍朝野,有人说这是天夺其魄、贻将亡矣的表现。果然,十多天后,吕夷简便突感风眩,不能上朝。
吕夷简身患重病,这使胸无主见、一直把吕夷简视为主心骨的仁宗皇帝深感忧虑。宋仁宗下诏:以吕夷简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等身体稍有好转,可三、五日一入中书。
对仁宗皇帝如此的眷顾,深感精力不支的吕夷简上章力辞,仁宗不许,并降手诏给吕夷简:古人谓胡须可治疗此疾,今剪以赐卿。然而,仁宗皇帝心里也明白,深依为重的吕宰相,从此以后恐怕很难再为他出谋画策了,他必须尽快对吕夷简身后的中央内阁人选做出选择。而在现有朝廷大臣中,远在西北前线的韩琦、范仲淹,包括庞籍,无疑都是最佳人选,而三人中惟以韩琦更能让宋仁宗看重:韩琦质朴忠正、有谋有略,更为难得的是,质朴忠正的韩琦从未有过“朋党”嫌疑,而这一点,在仁宗皇帝心目中,可是范仲淹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
也正是宋仁宗格外的看重韩琦,因此,早在宋、夏和议之初,宋仁宗就派内侍密喻韩琦:卿孤立无人援荐,独朕知之,行召卿矣。候将来边事稍宁,诏卿用在两地,非拟议,亦非臣僚奏举,特出朕意,先谕卿知。仍密举可代卿边任者以闻。
仁宗皇帝此举,虽然难免有笼络臣下之嫌,但也却足以证实宋仁宗对韩琦的看重。而尤为让仁宗皇帝感慨的是,韩琦接到他的密喻之后,竟表示:元昊虽有和意,但其真假难料,臣愿尽死塞下,不敢举官代任。竟然婉拒了仁宗召他入两府的好意,表示愿意尽死塞下,不敢推荐接替自己的官员。韩琦在给仁宗皇帝的《泾州谢差中使宣谕表》中写道:恩重报轻,任隆材谫,捐躯以义,乃身膏斤斧之秋,归阙无颜,绝生入玉关之望!表示了以死卫边的决心。
仁宗皇帝相信,这绝对是韩琦的真心。
我们很难确定,仁宗皇帝所说“卿孤立无人援荐”的话倒底是不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对韩琦一直有知遇之恩的帝国首相吕夷简,在自己将要离开政治舞台前,又一次向仁宗皇帝举荐了他颇为欣赏的韩琦,甚至还有和他一直存在隔骇的范仲淹。
吕夷简,这位身居中书20年,三冠辅相的政治家,为他身后的帝国政坛做了一个长远打算,以吕夷简的洞察力,在后一辈朝臣中,韩琦应是惟一合他心意的人选。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吕夷简推荐了韩琦,但韩琦恰恰也是仁宗皇帝中意的人,宋仁宗不想把这个人情让给吕夷简,这才有了给韩琦密喻一事(推测啊,有待更知者考证)。
首相吕夷简病重,屡次上书请求罢职,仁宗皇帝不许。吕夷简受到皇宗皇帝如此知遇和殊荣,就有人深感不满了。还是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孙沔,上书仁宗,对吕夷简大肆攻击:
祖宗未尝以言废人,景祐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而无一人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及荐王随、陈尧佐代己,盖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累以败闻,契丹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剌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咨。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疾以朕躬’,四方传闻,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20年,三冠辅相,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
今契丹复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士,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怡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过,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使之在廊庙、布台阁,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
孙沔这样一份言辞尖刻的奏章,相比于当年范仲淹和吕夷简的文字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仁宗皇帝居然并没有怪罪孙沔。而此刻,重病缠身的吕夷简再也无力去跟孙沔一争高下了,这位垂垂老矣的宰相所能做的,就是无奈地表示出自己的容人之量,宣称:孙元规(孙沔字元规)药石之言,闻此恨迟10年。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孙元规若早10年极尽今日攻讦之能,早被吕宰相一脚踢进阿鼻地狱、10年不能翻身了。
但不管怎么说,宋仁宗暂时听任了孙沔的奏章,这预示着帝国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行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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