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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琦对范仲淹这个提议却不以为然，认为根本没有调动军队的必要。韩、范二人在仁宗面前为此争执良久，最终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范仲淹为此忿忿不已，回到殿庐和韩琦继续理论，认为非增兵不可。韩琦徐徐言道：“如果范公认为必须增兵，那么我请求去河东，决不用朝廷一人一骑。”
韩琦此言，把范仲淹给激的怒形于色。史书载：“范公色忿，欲再请对，以道公语，会杜祁公（杜衍）、富公（富弼）皆赞公说，卒不发兵，范公亦不以为忤也。”
范仲淹被韩琦气的七窍生烟，愤然之下准备再次请见仁宗皇帝，把韩琦的话告诉仁宗，但杜衍和富弼两人也认为韩琦是对的，因此决定不发兵，而范仲淹也没有觉得这事是韩琦针对他。
韩、范一次为国事产生的争执就此结束。
宋仁宗庆历三年八月，韩琦在离开西北前线近四个月后，以枢密副使宣抚陕西，再次回到他曾经度过四年金弋铁马生涯的西北边陲。
似乎上苍注定韩琦必须在西北这块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再经受一次历练。韩琦这次到达陕西，所面对的不是西夏军队的扰边，而是一场因战争和持续干旱引发的散兵、流民暴乱。当是时，啸聚的起义队伍达数千人，在商、虢一带劫掠，且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个历经千古、永远都颠扑不破的真理。当饥饿的魔爪无情地夺走人们的生命，死亡已经成为必然结局的时候，人们此时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造反。
但不幸的是，数千年中国历史，揭竿而起的英雄们不在少数，而最终能成就一代王者霸业的却没有几个人。此时，啸聚商、虢一带的起义军首领张海、郭貌山，也正在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失败的英雄。
关陕乱云起，饿殍望青天。
原本，啸聚商、虢的起义队伍人数并不多，但后来又有范三、党君子、李铁枪等为首的小股义军前来会合入伙，起义队伍便迅速壮大，起义军在虢州（今河南灵宝）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今河南洛宁西）以西的京西界流动，四处劫掠州县。
如果说这支流民起义队伍，充其量不过一群为生计所迫的乌合之众、对宋帝国的政权构不成什么威胁的话，那么，另一支以光化军宣毅兵叛卒邵兴为首的起义队伍的加入，则从军事上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邵兴的起义队伍一开始只有500多人，但一路到达商於（今陕西洛南东南）时，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万多人，并且在和官军的作战中，杀死了宋军永兴东路都巡检使上官珙。
按大宋帝**法，凡一支部队丧失主将，士兵必须要承担罪责，这也是韩琦当初在陕西率兵，因官军屡次战败、主将多有战死之后，为改变作战时士兵不顾主将生死，只想自己逃命而着重修定过的，却想不到在这里起到了反作用。上官珙被杀，其部下士兵惧失主将，于是四下溃散，藏匿于蓝田一带的山谷间，不敢归队。而此时，商州铸钱场还有2000多名当初和西夏作战、因丧失主将被罚在这里做苦役的禁军士兵及一部分犯人。邵兴于是在商州一带到处张贴榜文，企图招诱这些禁兵入伙。
邵兴此举用心险恶，商、虢、蓝田等州县官府很担心这些役兵会响应邵兴，发生暴乱，只好迅速向延州上报。
然而，知延州的庞籍，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没有半点思想准备，一时之间竟无所措置，拿不出任何应对的办法。也就在这时候，大宋帝国枢密副使、陕西宣抚使韩琦到达了陕西。
做为忠诚为国的朝廷大员，韩琦自然是要维护大宋王朝的统治利益。由此，帝国一代栋梁之臣的睿智、果敢和沉毅，在处置叛军这件事上再次充分显露出来。
根据当时的形势，韩琦深知：眼下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张海起义队伍，也不是邵兴手下的叛军，而是正在商州铸钱场服役的2000多役兵。这些役兵可是大宋帝国正规军队，不仅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还富有军事经验，一旦这些士兵受邵兴鼓惑，加入邵兴的队伍，那将在军事上对朝廷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韩琦果断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切断了邵兴招诱铸钱役兵的途径。
韩琦派人传话给铸钱役兵：你们原本是调派在沿边的禁军，即令各归原配守的州军，仍隶属原籍，现在就送你们去陕府，补充龙猛、龙骑所缺员额。
韩琦免去了役兵们原有的罪责，不再给任何处罚，众役兵兴高采烈，各归本部，邵兴招诱役兵的企图就此彻底破产。而于此同时，韩琦又派侍禁黄琮、范迁带着宣抚司榜文，招抚上官珙余部散兵，告诉他们朝廷已经不再追究他们失陷主将之罪，命他们迅速归队，由此，这些散兵加入邵兴叛军的威胁也被排除。
至于张海、郭貌山流民组成的起义队伍，韩琦则派出官军进行搜剿。正是韩琦迅速采取了这些应对措施，使得威胁最大的邵兴叛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官军的巨大压力下，邵兴被迫率部向兴（陕西汉中）、洋（陕西洋县）一带逃窜，此后不久，张海、郭貌山、邵兴等部在官军围剿下相继失败，陕西起义烽火在韩琦努力下终被扑灭。
然而，消灭叛乱的流民，只是割去了表面上的疥疮，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在于怎么才能让陕西百姓度过劫后余荒。由于当时持续的大旱，河中、同州、华州等十多个州军物价飞涨，大批饥民不得不东徒出关以求活命。而饥饿带来的灾难远甚于兵祸战乱，当时仅蒲、华、同三州饥民就达200多万。
韩琦，这位忧国忧民的帝国栋梁之臣，继四川赈灾后，又一次面对着饿殍千里的惨烈。
没有人能知道，当韩琦面对无数在饥饿威胁中挣扎的百姓时，心中有着怎样一种隐痛，韩琦一面采取措施，选派官员分赴各州县开仓赈饥，一面上书仁宗皇帝，请求朝廷委派专人，调拨陕西各地救灾物资，减免受灾地区赋役，一面又罢黜了一批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于此同时，韩琦又对军队进行精减，裁去不堪征战兵员一万余人以减少军费，一面又修葺延州一带城池，严备西夏扰边。
韩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努力恢复着陕西动荡不安的局面。但他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次陕西之行，竟会为日后和范仲淹再次产生矛盾留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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