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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戬主持西北军事，首发便弹劾范仲淹最信任的边陲名将、知庆州滕宗谅和知渭州的张亢，说他二人贪污公使钱，并对滕、张绳之以军法，丝毫不给一条船范仲淹半点面子。而在朝中的监察御史梁坚也推波助澜，劾奏滕宗谅在泾州时曾强行以低价买老百姓的驴犒赏士兵，从而上演了一幕“夏、辽狡兔尚未死，大宋良将却先烹”的悲剧。
很难说梁坚的奏章，其真正的矛头所指就是范仲淹。
但梁坚弹劾滕宗谅，范仲淹于公于私，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范仲淹和滕宗谅是同年进士，二人私交甚密。这个滕宗谅即是后来知岳州时修筑岳阳楼，从而引出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滕宗谅。
应当说，滕宗谅在抗击西夏战争中是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当那时，宋军定川砦惨败，西夏大军乘胜直抵渭州，长驱席卷数百里，自泾、邠以东的宋军都闻风丧胆，闭垒自守，无人敢出应战。当时的泾州城孤兵少，而知泾州的滕宗谅临危不惧，召集数千农民戎服上城，一直坚持到了范仲淹援军赶到，力保泾州不失。
当时塞外正遇上连阴天气，加上宋军惨败，真可谓愁云压城城欲摧。范仲淹援军赶到后，泾州城欢声雷动。滕宗谅劫后余生，大喜之下设牛酒犒赏大军，又在佛祠设祭，祭奠定川战死将士亡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宋军士气这才稍得感奋。也正是通过这件事，范仲淹看出滕宗谅是可用之才，并在自己调任京城时，向仁宗皇帝举荐滕宗谅知庆州。
当时，范仲淹出援泾州，滕宗谅力保泾州不失，这件事报到京城后，仁宗皇帝是大感欣慰的。因此，当郑戬弹劾滕宗谅一案报到京城。宋仁宗派太常博士燕度到邠州审理此案时，范仲淹并没有理会此事，事实自有公论嘛！
然而，也不知道燕度在邠州是如何审理这个案子的，宋仁宗庆历三年九月，就在范仲淹忙于考虑改革方案如何实施的时候，朝廷居然免去了滕宗谅知庆州职务，贬黜其权知凤翔府。
在对待滕宗谅贪污公使钱一案上，帝国主管军事的枢密使杜衍是主张严励惩办的，但范仲淹却不相信滕宗谅会贪污公使钱，现在，眼看着一代名将受此处分，范仲淹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
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奏折替滕宗谅申辩：
梁坚弹劾滕宗谅在泾州贱买老百姓牛驴犒赏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兵败后，西州官员又惊又忧，束手无策。当时泾州没有兵将，而西夏大军已到达渭州，是滕宗谅动员数千老百姓进城防守。当时天寒地冻，增援部队赶往泾州途中，军情惨愁，幸亏滕宗谅安排沿途接应，军马粮草、酒食薪柴准备充足，增援士兵皆心欢喜，虽然这不算什么大功，但显然是急难之时可用的人才，所以臣才举荐他知庆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仓促间购买牛驴犒军，即便是有贱买之事，但却情有可恕。现在一旦罢职如一小吏，那此后当主帅的人谁还敢随机应便，请朝廷收回成命，让宗谅暂时留任原职，同时委派范宗杰在邠州审理此案，如果真查出滕宗谅有贪污或者其他渎职罪行，臣甘与宗谅一块儿贬黜。
范仲淹力主让滕宗谅在原任上接受审查，并且要以自己的爵位担保滕宗谅没有贪污，否则甘愿和滕宗谅一同受贬。呵呵，仁宗皇帝此时可正倚重着范仲淹，范老夫子这样表态，难免有点向仁宗皇帝施加压力之嫌了。
此时，素来被视为范氏一党的欧阳修，也上书对朝廷审理此案提出了批评：
近来传闻燕度审理滕宗谅一案，哪怕是谁有很小的问题都要追查，结果搞得监狱里人满为患，人人怨愤感叹，狄青、种世衡等官员岌岌自危。请朝廷明确告诉边臣，一些小问题朝廷就不再追究了，并且以后动用公款，只要不装进自己腰包，可以随时支用，不须有任何担心，以使边臣能够安心保边，建功立业。
欧阳修这份奏书刚递上去，接着又递上一份：
臣听说边臣张亢因用过公用钱，现正在陕西接受彻底调查，并由此牵连了很多人，还听说狄青也和张亢一块到了陕西，也正在接受审问。臣认为，自西北战事兴起，国家涌现出的杰出边将只有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两人不应受到和张亢、滕宗谅同样的对待，而且狄青本是武人，不了解法律，即便他使用过公用钱，也必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有失点检，请朝廷对他特别免予追究。
应当说，欧阳修上这两份奏折，完全是出于对帝国不可多得的优秀边陲将领的保护，不希望滕宗谅、张亢一事牵连太广，自毁大宋帝国长城。
此时，有关狄青在经济方面的问题，他的顶头上司，知渭州尹洙也上书担保：“狄青动用公用钱，没有一分一毫中饱私囊，朝廷不要因细枝末节小事，听风就是雨，让狄青心生畏惧，希望朝廷特别下诏给狄青，让他能够安心考虑边防事务。”
边陲将领因公用钱的事闹的满城风雨；
而这边，朝廷新政正在开始实施的紧要关头，主力战将范仲淹居然放下手头工作不顾，去为一个滕宗谅喊冤；
另一边，大嘴欧阳修又上书指责此案牵连太广。
范仲淹、欧阳修针对滕宗谅案提出种种批评，明摆着是表达对仁宗皇帝如此处理边将的不满，这不能不让宋仁宗在心底深处产生一丝不快，你欧阳修如此推波助澜，谁不知道你是范仲淹一伙儿的。然而，欧阳修素以敢言著称，这一点宋仁宗也非常清楚，现在朝廷要推行新政，改革弊端，不就是要让大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吗？富国强兵才是正理。因此，宋仁宗权衡大局，接受了范、欧一部分意见，但同时也维持了对滕宗谅的原判，毕竟，贪污公款是犯了朝廷法律。
宋仁宗希望这件事就此划上一个句号，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到新政的实施当中。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西北边将贪污公款之事一波未平，另一边，围绕水洛城的修建与否一波又起：枢密副使、陕西宣抚使韩琦，上书指责郑戬修建水洛城是毫无用处的劳民伤财，从而引发了新政要员之间又一轮的矛盾。
自庆历三年八月宣抚陕西，历经平叛和紧张赈灾的韩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只因为他跟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在修建水洛城一事上意见不合，会成为导致新政大员们产生矛盾、继而成为导致宋仁宗对新政大员失去信任的主要原因。
而韩琦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时，跟他颇为相知的知谏院欧阳修，正在京城挥动他的如椽大笔，在本来于实施新政问题上志同道合的御史台和政府之间，又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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