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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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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周询很快有了回复,除又陈述一遍修筑水洛城的好处之外,鱼周询着重指出:水洛城现在只剩下女儿墙尚未完成,如果放弃了实在可惜,还是修完为宜。

    宋仁宗终于接受了鱼周询的建议,下诏给郑戬等人,让他们继续修城。

    宋仁宗实在想尽快结束这场争论了,就在给郑戬下达诏书不久后,仁宗皇帝再次派内侍前往泾原,催促水洛城之役尽快完工,只要城修完了,丫的不管你们谁再说什么都晚了。

    然而,宋仁宗的救火之举,注定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

    仁宗皇帝支持郑戬修水洛城,并把尹洙调离了渭州。为此饱受牢狱之苦的刘沪、董士廉两人得理不让人,立刻借此机会进行反击。董士廉上书仁宗为自己辩冤,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支持尹洙、狄青的枢密副使韩琦,说当年好水川之败,实在是韩琦、尹洙想进入西夏境内才造成的,而且兵败之后,尹洙写了《闵忠》和《辩诬》两篇文章,编造谎言,刻之碑文,企图掩盖兵败罪责。并且说尹洙在渭州时专横跋扈,私自挪用官钱,后来又用官钱替自己还债等等。

    而此时,奉命和孙沔对调、改知庆州的尹洙,由于孙沔以自己生病为由不肯离开庆州,朝廷只好再调尹洙知晋州。这实际上等于是判定尹洙在水洛城之争上有罪,对此尹洙当然不服。

    尹洙此人性情刚烈,为人高傲又有些偏激,当年在洛阳时,有一次和欧阳修等几个朋友游嵩山,尹洙说:游山必须带着考炊饼的炉子来,那才是真正的游山,尹洙这句话遭到了众人的一致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表示:游山最难得的,是贵在身心溶入美妙的大自然,体会山水的神韵,率性而来,师鲁(尹洙字师鲁)这句话太落俗了,真是岂有此理。众朋友们开玩笑对尹洙群起而攻之,尹洙一人辩不过众人,一气之下居然手扼咽喉,意欲自裁,众人大惊之下慌忙相救,尹洙这才没有死成。

    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刚烈的人,现在明明自己占理,却反而受此不白之冤,尹洙哪里能咽下这口气,于是上书仁宗,说董士廉指责他给刘沪戴上40多斤重的木枷,是欲置刘沪于死地,这完全就是诬告;郑戬和刘沪结为朋党,制造谣言,完全是对他和狄青的诋毁,并要求和郑戬一同赴御史台对质。

    这边,尹洙和董士廉的官司还一塌糊涂。

    那边,谏官欧阳修、余靖又起而发难,上书批评朝廷对西北将帅的调整不合适。

    当初,让尹洙和孙沔对调,以避免将帅挟私结怨,这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建议,现在尹洙调离渭州,孙沔却知庆州未动,这使得渭州一下子没有了主将。当时,也许是仁宗皇帝想在这场实际上是韩、范之争上保持平衡,要么是想给自己颇为倚重的韩琦一些安慰,因而,仁宗皇帝出人意料地甩出了一把稀泥:下诏让当初抓捕刘、董二人的狄青出知渭州。然而,水洛城之争,狄青本就是尹洙的坚定支持者,现在调走尹洙又来了狄青,实际上等于并没有解除欧阳修的担心。欧阳修于是便再次上书仁宗,指责朝廷为什么调了尹洙,却没有动狄青?

    另一位谏官余靖,当初更是主张“宁动尹洙、狄青,也不可动刘沪”,现在朝廷却是换汤不换药,那不还跟当初一样?于是也再次上书,反对狄青出知渭州:

    泾原山川广阔,道路平易,如果边臣制御不住,西夏大军可以直逼关中,如此关键的地方,怎么能轻易的委派主将?假如夏军攻击镇戎,狄青身为部署(带兵的官名),岂能不带兵去救援?那一旦狄青率部离开渭州,谁来守城?如果夏军以一、二万人和狄青相持,却另外分兵直扑渭州,又有谁来迎敌?以臣来看,渭州必须另外选派一名有能力的人,和狄青分别担任主官,这样朝廷才能免去后顾之忧。狄青是武人,性情粗暴,不能让他兼任知渭州的职务。

    余靖不屈不挠,连续三次上章反对,仁宗皇帝最终不得不收回任命狄青知渭州的成命,调狄青代理并州、代州部署。

    由水洛城引发的这场争斗风波,至此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然而,新政大员们围绕水洛城而产生的这场的争执,却不能不让竭力想依靠这些精英来富国强兵的宋仁宗,再次在心里留下一道浓浓的阴影。

    无可否认,咱们的仁宗皇帝实在太理想化、也太想当然了,他忽略了一部泱泱华夏历史,往前、乃至大宋王朝多少年后,永远都将是一部斗争的历史:人与人斗;人与天斗;人与地斗;好人和坏人斗;君子和小人斗;好人和好人斗;坏人和坏人斗;君子和君子斗,小人和小人斗。一个“斗”字惯穿始终,而这“斗”的土壤只有一块:那就是谁也无法脱离的、必须身处其中的人世,只要你活着,就算只剩下半口气儿,依然免不了一个“斗”。

    当君子和小人在一起时,双方无论道德品质、思想境界、衡量事物的标准和人生的处世原则,都有着各自的界线,泾、渭分明,所以君子自然要和小人斗。但假如一室之中皆是君子,因思维而导致各自见解的差异,君子自然也要和君子斗,小人们亦是如此。而这种斗争的哲学,最关键的就是总得有一个靶子和目标。

    很难为君子之间的争斗划出鲜明的是与非。

    同样,也很难为小人之间的争斗划出鲜明的是与非。

    衡量君子之斗,应当是不以己私,不以己怨,斗的光明磊落,斗的酣畅淋漓,但斗过之后是一个永远的句号。

    而小人之间的斗则决难如此。

    一部华夏文明史,大部分是在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中进化过来的,但同样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有一个君子和小人同处一室的环境。宋仁宗,却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他希望将君子精英们聚在一起,然后实施他富国强兵的宏大理想,不幸的是他忽略了一点:当众多的君子精英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这些君子精英们就已经不再是精英了。

    新政要员们似乎未有穷期的争执让宋仁宗失望,更确切地说是感到厌烦。而此时,另一个足以让新政要员万劫不复的阴谋,也正悄悄向他们张开大网。

    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就是当初走到京城门口又被赶走的夏竦。

    庆历三年,宋仁宗第一次改组政府,调夏竦任枢密使,当时夏竦已到京城门口,却在欧阳修、余靖、蔡襄、王拱辰等人连章反对下功败垂成。当时宋仁宗把台谏官反对他的奏章封给了夏竦,让他重归本镇,同时调韩琦、范仲淹进枢密院,夏竦含恨而去,后来朝廷又让他改判亳州。

    夏竦窝着满腔怒火被迫离京。本来事情到此还没有太大妨碍,可偏偏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私交极好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又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不仅把新政大员挨个儿歌颂了一遍,居然还直指夏竦是大奸。颇为珍惜自己名节的夏竦受此羞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仁宗上万言书为自己辩解。但当时仁宗皇帝正一心想革除弊政、富国强兵,没有心思去考虑夏竦所受的冤枉,于是便让学士院给夏竦一个批复。当时是学士孙抃起草的答书,这位仁兄居然在书中让夏竦“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这等于又打了夏竦两记耳光,夏竦自然对新政大员,尤其是范、富、欧等人更加恨之入骨。

    双方怨隙既成,颇工心计又老于世故的夏竦,自然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击垮新政大员,那就是被历朝历代帝王都视为洪水猛兽的“朋党”,更何况,范仲淹的党争本来就有前科。于是,夏竦让一班自己的亲近们旧话重提,在京城到处散布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蛊惑圣听的流言。

    似乎,朝廷大臣结党营私的风言风语,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太大的注意,做为不算英明、但也决不算昏庸的皇帝,宋仁宗知道新政一旦实施,肯定会得罪朝中一批既得利益的人,但相比于赵家的江山社稷,得罪一些人又算得了什么?因此,仁宗皇帝也准备好要力保新政大员们不失。

    然而出乎仁宗皇帝的预料,新政实施几个月来,指谪新政不好的人没有几个,但却越来越多地听到了新政大员结党的流言。

    世上任何谎言重复一千遍,那谎言就会变成真理。

    宋仁宗不相信范仲淹等人结党。可是,联想到新政府组阁以来,先是欧阳修、蔡襄、余靖接连上章,弹劾走了参知政事王举正,推荐范仲淹;接着是范仲淹在滕宗谅一案上和王拱辰发生冲突,范仲淹拚命袒护滕宗谅这位同年;再又是那个水洛城之争,韩琦、范仲淹都分别袒护自己的部下。

    这种种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在仁宗皇帝心里划上一个问号。

    韩琦、范仲淹,包括王拱辰、欧阳修等,这些人都是举朝公认的君子吧?但为什么他们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派系之争呢?如果按韩琦、范仲淹等人所推崇的“进贤退不肖”,那在这几场争执中谁又为贤?谁又为不肖?谁该进?谁又该退?换句话说,在韩琦、范仲淹的争执中,谁该是君子?谁又该是小人?

    新政大员们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扯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摆在了仁宗皇帝面前,让这位缺乏主见、更缺乏英明睿智的帝国皇帝,想大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仁宗皇帝不得不就这个问题满怀不解、又不无伤心地向臣下询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帝国最高领袖对精英们产生了疑问,至此,大宋王朝巍峨的皇宫深处,终于隐隐敲响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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