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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周询很快有了回复，除又陈述一遍修筑水洛城的好处之外，鱼周询着重指出：水洛城现在只剩下女儿墙尚未完成，如果放弃了实在可惜，还是修完为宜。
宋仁宗终于接受了鱼周询的建议，下诏给郑戬等人，让他们继续修城。
宋仁宗实在想尽快结束这场争论了，就在给郑戬下达诏书不久后，仁宗皇帝再次派内侍前往泾原，催促水洛城之役尽快完工，只要城修完了，丫的不管你们谁再说什么都晚了。
然而，宋仁宗的救火之举，注定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
仁宗皇帝支持郑戬修水洛城，并把尹洙调离了渭州。为此饱受牢狱之苦的刘沪、董士廉两人得理不让人，立刻借此机会进行反击。董士廉上书仁宗为自己辩冤，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支持尹洙、狄青的枢密副使韩琦，说当年好水川之败，实在是韩琦、尹洙想进入西夏境内才造成的，而且兵败之后，尹洙写了《闵忠》和《辩诬》两篇文章，编造谎言，刻之碑文，企图掩盖兵败罪责。并且说尹洙在渭州时专横跋扈，私自挪用官钱，后来又用官钱替自己还债等等。
而此时，奉命和孙沔对调、改知庆州的尹洙，由于孙沔以自己生病为由不肯离开庆州，朝廷只好再调尹洙知晋州。这实际上等于是判定尹洙在水洛城之争上有罪，对此尹洙当然不服。
尹洙此人性情刚烈，为人高傲又有些偏激，当年在洛阳时，有一次和欧阳修等几个朋友游嵩山，尹洙说：游山必须带着考炊饼的炉子来，那才是真正的游山，尹洙这句话遭到了众人的一致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表示：游山最难得的，是贵在身心溶入美妙的大自然，体会山水的神韵，率性而来，师鲁（尹洙字师鲁）这句话太落俗了，真是岂有此理。众朋友们开玩笑对尹洙群起而攻之，尹洙一人辩不过众人，一气之下居然手扼咽喉，意欲自裁，众人大惊之下慌忙相救，尹洙这才没有死成。
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刚烈的人，现在明明自己占理，却反而受此不白之冤，尹洙哪里能咽下这口气，于是上书仁宗，说董士廉指责他给刘沪戴上40多斤重的木枷，是欲置刘沪于死地，这完全就是诬告；郑戬和刘沪结为朋党，制造谣言，完全是对他和狄青的诋毁，并要求和郑戬一同赴御史台对质。
这边，尹洙和董士廉的官司还一塌糊涂。
那边，谏官欧阳修、余靖又起而发难，上书批评朝廷对西北将帅的调整不合适。
当初，让尹洙和孙沔对调，以避免将帅挟私结怨，这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建议，现在尹洙调离渭州，孙沔却知庆州未动，这使得渭州一下子没有了主将。当时，也许是仁宗皇帝想在这场实际上是韩、范之争上保持平衡，要么是想给自己颇为倚重的韩琦一些安慰，因而，仁宗皇帝出人意料地甩出了一把稀泥：下诏让当初抓捕刘、董二人的狄青出知渭州。然而，水洛城之争，狄青本就是尹洙的坚定支持者，现在调走尹洙又来了狄青，实际上等于并没有解除欧阳修的担心。欧阳修于是便再次上书仁宗，指责朝廷为什么调了尹洙，却没有动狄青？
另一位谏官余靖，当初更是主张“宁动尹洙、狄青，也不可动刘沪”，现在朝廷却是换汤不换药，那不还跟当初一样？于是也再次上书，反对狄青出知渭州：
泾原山川广阔，道路平易，如果边臣制御不住，西夏大军可以直逼关中，如此关键的地方，怎么能轻易的委派主将？假如夏军攻击镇戎，狄青身为部署（带兵的官名），岂能不带兵去救援？那一旦狄青率部离开渭州，谁来守城？如果夏军以一、二万人和狄青相持，却另外分兵直扑渭州，又有谁来迎敌？以臣来看，渭州必须另外选派一名有能力的人，和狄青分别担任主官，这样朝廷才能免去后顾之忧。狄青是武人，性情粗暴，不能让他兼任知渭州的职务。
余靖不屈不挠，连续三次上章反对，仁宗皇帝最终不得不收回任命狄青知渭州的成命，调狄青代理并州、代州部署。
由水洛城引发的这场争斗风波，至此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然而，新政大员们围绕水洛城而产生的这场的争执，却不能不让竭力想依靠这些精英来富国强兵的宋仁宗，再次在心里留下一道浓浓的阴影。
无可否认，咱们的仁宗皇帝实在太理想化、也太想当然了，他忽略了一部泱泱华夏历史，往前、乃至大宋王朝多少年后，永远都将是一部斗争的历史：人与人斗；人与天斗；人与地斗；好人和坏人斗；君子和小人斗；好人和好人斗；坏人和坏人斗；君子和君子斗，小人和小人斗。一个“斗”字惯穿始终，而这“斗”的土壤只有一块：那就是谁也无法脱离的、必须身处其中的人世，只要你活着，就算只剩下半口气儿，依然免不了一个“斗”。
当君子和小人在一起时，双方无论道德品质、思想境界、衡量事物的标准和人生的处世原则，都有着各自的界线，泾、渭分明，所以君子自然要和小人斗。但假如一室之中皆是君子，因思维而导致各自见解的差异，君子自然也要和君子斗，小人们亦是如此。而这种斗争的哲学，最关键的就是总得有一个靶子和目标。
很难为君子之间的争斗划出鲜明的是与非。
同样，也很难为小人之间的争斗划出鲜明的是与非。
衡量君子之斗，应当是不以己私，不以己怨，斗的光明磊落，斗的酣畅淋漓，但斗过之后是一个永远的句号。
而小人之间的斗则决难如此。
一部华夏文明史，大部分是在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中进化过来的，但同样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有一个君子和小人同处一室的环境。宋仁宗，却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他希望将君子精英们聚在一起，然后实施他富国强兵的宏大理想，不幸的是他忽略了一点：当众多的君子精英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这些君子精英们就已经不再是精英了。
新政要员们似乎未有穷期的争执让宋仁宗失望，更确切地说是感到厌烦。而此时，另一个足以让新政要员万劫不复的阴谋，也正悄悄向他们张开大网。
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就是当初走到京城门口又被赶走的夏竦。
庆历三年，宋仁宗第一次改组政府，调夏竦任枢密使，当时夏竦已到京城门口，却在欧阳修、余靖、蔡襄、王拱辰等人连章反对下功败垂成。当时宋仁宗把台谏官反对他的奏章封给了夏竦，让他重归本镇，同时调韩琦、范仲淹进枢密院，夏竦含恨而去，后来朝廷又让他改判亳州。
夏竦窝着满腔怒火被迫离京。本来事情到此还没有太大妨碍，可偏偏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私交极好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又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不仅把新政大员挨个儿歌颂了一遍，居然还直指夏竦是大奸。颇为珍惜自己名节的夏竦受此羞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仁宗上万言书为自己辩解。但当时仁宗皇帝正一心想革除弊政、富国强兵，没有心思去考虑夏竦所受的冤枉，于是便让学士院给夏竦一个批复。当时是学士孙抃起草的答书，这位仁兄居然在书中让夏竦“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这等于又打了夏竦两记耳光，夏竦自然对新政大员，尤其是范、富、欧等人更加恨之入骨。
双方怨隙既成，颇工心计又老于世故的夏竦，自然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击垮新政大员，那就是被历朝历代帝王都视为洪水猛兽的“朋党”，更何况，范仲淹的党争本来就有前科。于是，夏竦让一班自己的亲近们旧话重提，在京城到处散布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蛊惑圣听的流言。
似乎，朝廷大臣结党营私的风言风语，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太大的注意，做为不算英明、但也决不算昏庸的皇帝，宋仁宗知道新政一旦实施，肯定会得罪朝中一批既得利益的人，但相比于赵家的江山社稷，得罪一些人又算得了什么？因此，仁宗皇帝也准备好要力保新政大员们不失。
然而出乎仁宗皇帝的预料，新政实施几个月来，指谪新政不好的人没有几个，但却越来越多地听到了新政大员结党的流言。
世上任何谎言重复一千遍，那谎言就会变成真理。
宋仁宗不相信范仲淹等人结党。可是，联想到新政府组阁以来，先是欧阳修、蔡襄、余靖接连上章，弹劾走了参知政事王举正，推荐范仲淹；接着是范仲淹在滕宗谅一案上和王拱辰发生冲突，范仲淹拚命袒护滕宗谅这位同年；再又是那个水洛城之争，韩琦、范仲淹都分别袒护自己的部下。
这种种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在仁宗皇帝心里划上一个问号。
韩琦、范仲淹，包括王拱辰、欧阳修等，这些人都是举朝公认的君子吧？但为什么他们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派系之争呢？如果按韩琦、范仲淹等人所推崇的“进贤退不肖”，那在这几场争执中谁又为贤？谁又为不肖？谁该进？谁又该退？换句话说，在韩琦、范仲淹的争执中，谁该是君子？谁又该是小人？
新政大员们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扯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摆在了仁宗皇帝面前，让这位缺乏主见、更缺乏英明睿智的帝国皇帝，想大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仁宗皇帝不得不就这个问题满怀不解、又不无伤心地向臣下询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帝国最高领袖对精英们产生了疑问，至此，大宋王朝巍峨的皇宫深处，终于隐隐敲响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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