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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朝官制
“中国”一词意为“天下之中”。在此之前，中国人究竟何时从口头开始，将自己的国家称之为“中国”，不得而知，但肯定要比西周青铜器铭文早很多。
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究竟包括多大范围？最初指今河南一带的黄河、洛河地带，为狭义中原。后来包括今河南、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等广大区域，为广义中原。广义中原早在夏朝之前就已经是政治中心了——位于山东省菏泽市胡集镇的古平阳，是帝尧都城；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的古蒲阪，是帝舜的都城；位于今山西省南部夏县的古安邑，是大禹夏朝的都城。
中原为何能够成为天下中心？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并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其它陆地，错以为大地是平面的，中原位于他们所知道的地域中心，可不就是“中心之国”的中国嘛！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也是华夏族人活动的核心区域。但夏朝的疆域远不止中原，中原以外被称为“四夷”的地方也已经是华夏属地了。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就是指中原和四夷之地均受到夏朝天子不同程度的管辖控制。
帝舜时代的十二州，国土早已不知比黄帝时代的九州扩大了多少。当大禹浩大的治水工程完成之后，国土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化。大禹通过实地调查，将国土重新划分为九州管理，这“兖、冀、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不知又比帝舜的十二州大了多少。国家以中原为核心，向东至大海，向南至洞庭湖和长江上游，向西至黄河源头的青藏高原，向北至蒙古沙漠和辽西。中原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经济最繁荣的地方。由于历史变迁，中国的代名词还有“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九州”等。
夏，最初是黄帝夏部族的名字，到帝舜时代才成为大禹夏后氏方国的封号。中文“夏”是不断变化的。最初的夏字，是一个人手持斧钺而站立，耀武扬威的人形，这是古人形意结合的刻画符号，充分说明夏氏部族能征善战打天下，同时也是夏朝创建国家军队的象征。后来在青铜器钟鼎金文里，夏，由人头、两手、两足构成，而且在行屈膝之礼仪，代表由这样的文明之人构成了中国。华，是炎帝华氏部落的名字，既是一种美丽的服饰和光华，也代表美好的中国理想。“华夏”的意思，是“身穿华裳的礼仪之邦”。
古籍《竹书纪年》载，大禹开始守丧之时，把帝位让给帝舜之子义均，主动躲避到夏后氏封地的都城阳城，那里是今河南的古豫州。《吴越春秋》曰：“禹服丧三年，朝夕号泣，形体枯槁，面目黎黑。”三年中，天下诸侯都离开义均而去朝见大禹，大禹于是正式接受了天子之位。大禹离开豫州阳城，来到今山西夏县附近的冀州安邑，在夏都安邑登基，重新分封诸侯、任命官员，并将国号改为“夏后”、“夏”。
笔者选取《尚书》和《竹书纪年》收集，发现夏朝王室中央一级的官职有“相、卿士、卜、祝、史、师”。天子之下最重要的官是“三正”和“六事之人”。“三正”是高层次官长，主管政事，通常由二到三个官员同任；“六事之人”经常在天子左右，地位也很高，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可以代天子而统率军队。
另外还有车正，掌管车服；庖正，掌管膳食；牧正，掌管畜牧。他们都不是“三正”，只是直接为王室服务的中等官吏。“正”，是夏朝所有官吏的通称，相当于今民间口语“官”。
此外比较重要的官员还有：遒〔qiu音同囚〕人、啬（sè音同色）夫、大理、太史、羲和、瞽〔gu音同古〕、官师等。遒人，是王的近臣，负责上传下达；啬夫，执行国家经济权力；大理，掌管刑狱诉讼；太史，是掌管记事和册籍的史官；羲和，掌管历法；瞽，是盲人乐师，掌管祭祀和君王娱乐时的音乐；官师，是谏臣和学校的教官。
大禹的外放地方官员，是各方国诸侯和部族首领，称“伯”或“侯”。原为部族首领诸侯的方国多称为伯，天子直接分封诸侯的方国多称为侯。相对独立的方国没有土地所有权，受到夏朝天子制约，必须服从夏朝政令，对夏后氏王朝有承担贡纳、朝见、服役和随从征伐的义务。受到信任的诸侯，经常在王室中央为官。
牧，也叫州牧，虞舜时代就有了，为各州行政长官，负责征收贡赋。诸侯之下，还设有大夫，即各氏族的族长。
夏朝国家官员的名称和数量不止以上这些。《礼记·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大禹所任命的官员是帝舜时代的翻倍。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所与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时之官也。）”元士为天子任命的“上士”，也叫“列士”，主要任务是辅佐天子所任命的大夫工作，有别于诸侯所任命的“中士”和“下士”。这也就是说，夏朝上至“三公”，下至“元士”，官员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人。
古人说，“夏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大禹从分封邦国开始就建立了国家上下级之间的管控与服从，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晰。《太平御览·周礼·夏官》对太司马职责的解释，可以清楚看出王室究竟如何对邦国诸侯进行管控：“太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意思是，大司马的职责：
一是掌握建立邦国的九条法则，辅佐夏王制定邦国疆界，以正邦国之名分。
二是设立尊卑有别的礼仪，以辨别王室与诸侯的不同地位，区别邦国等级。
三是鼓励尚贤立功的道德，以激发邦国的劝善乐业之心，避免社会败坏。
四是设立州牧官职，监控邦国，以联结王室与邦国。
五是建立军队，按禁令究办，以正中平衡各个邦国。
六是实施区别职分纳贡，使邦国各尽所能。
七是检阅核计各地民众人数，让各邦国土地与人数平衡。
八是使用能均衡并坚守公平的法则，使得尊者守大、卑者守小，以安定各邦国。
九是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各邦国之间相亲相合。
《周礼·夏官》最后强调：“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即以上九条法则，都是王室以征伐来正邦国的法典，邦国诸侯只要有一条做不到，则属于有违王命，王室将出兵整肃国家纪律。由此可见夏朝初期，天子之位的“正”，是禅让继位之正，诸侯之位的“正”，是服从王室中央管理之正。位“正”的观念，是中国社会不发生动乱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当建立起国家新官僚体系、等级制度后，大禹开始建立新的国家控制体系。
《淮南子》曰：“昔者鲧作三仞之城，诸侯倍之。禹知天下叛之，乃坏城平地，散财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过去大禹的父亲崇伯鲧建造了三仞高的方国城墙。夏朝一仞为七八尺，一尺为一百粒黍米的高度，所以崇伯鲧城墙的高度约为四米多。其他诸侯学习崇伯鲧，方国城墙的高度翻倍。
大禹知道，天下凡是建立起城墙的诸侯国都有反叛之心，于是破坏了这些城墙，夷为平地，将这些国家诸侯的财物散发出去，同时他们禁止建立军队，对其施以五德教育。这样做的结果是，位于海外的国家都来臣服，中原外围的四夷国家诸侯都到大禹这里来接受夏朝官职。
大禹收缴了九州所有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用具，加上州牧官员、方国诸侯送来的青铜，铸成了九尊巨大的大铜鼎。
中国的铜鼎，最初是有三只脚的铜锅，下面烧起柴火，上面可以煮肉，而从此时开始，铜鼎就变成了国家统一的王权象征。大禹将九州名山大川、奇异之物分别镌刻于九鼎之身，每鼎象征一州的土地，再将九鼎集中安置于夏都，象征九州大地国家一统。
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据说中国从黄帝时代开始，土地就归天子黄帝所有，不可以进行买卖。夏朝沿用祖制，国土属于夏后氏天子，虽然国土主要为各诸侯国的封地，但任何土地都不能用于交换和买卖，否则就要受到天子的干涉。
夏朝封地分为两种：一是中央政府直接分封给各贵族诸侯的方国封土；二是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部族接受天子分封而成为方国。无论何种方式，诸侯国均服从于大禹管理，并根据在“九州”和“五服”中位置，远近都要承担义务、交纳贡赋。太远的荒蛮之地，只需服从夏朝天子教化，认同中原文化既可。
就这样，大禹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制度：方国对王室的《禹贡》制度，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经济关系；天子对诸侯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及官员分级管理制度，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外，大禹还颁发了全国统一执行的农耕《夏历》，扩建了国家军队，建立了律法《禹刑》，用专政的办法来控制一统国家的政权。
大禹所建立的国家，有巨大的国土疆界，是一个上下级行政关系明确，经济结构清楚，军队和典章法度完备的官僚机构体系。夏朝的组织结构形式，既非“邦联”，也非“联邦”，更非所谓私有财产不足的“亚细亚社会”，而是“单一”主权实体性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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