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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七十七章 以“革命”的名义
宋教仁遇刺，上海都军陈其美的手下在公共租界抓到了凶手，称搜出了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记录，革命党马上对外声称袁世凯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搞的在北京的袁世凯一愣一愣的：谁他妈的这么胆大，我老袁只是敢想一想的事情他竟然都敢干出来！真够狠！可现在还不是他感慨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将矛头指向了他，而短期内他根本就无法查出幕后真正凶手。怎么办呢？老袁在这个时候只能采取丢卒保帅了，不是查出赵秉钧和凶手有来往的书信资料吗！那我就把老赵推出来好了，至少可以平一下民愤。
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但已经是百口莫辩，在接到袁世凯的暗示以后，四月十六日，赵秉钧对外宣布自己辞去内阁总理一职；随后，袁世凯任命段祺瑞接任了这一职务。在上海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反对袁世凯的孙文，一见赵秉钧辞去内阁总理后袁世凯丝毫没有找自己合作的意思，心头的火就更大了。于是更加积极的一面开会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鼓动各省起来反袁，寻找合适的共同革命对象。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进行的“善后大借款”谈判终于成功，在北京进行最后的借款合约签订。孙文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对外宣称袁世凯是想利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装备，扩充北洋军队，用来消灭南方国民党和报复不服从北京中央政府的异己。孙文的这些煽动类通告，在全国还是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中有些人就开始紧张起来，生怕袁世凯真的在扩充军队后拿自己开刀。这些人里面，江西都督李烈钧最为担心和害怕；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在里面的。
李烈钧在江西上台以后，做了好几件和北京政府不和谐的事情，包括“南昌兵变”、“民政长事件”和“枪械风波”等。每一个事件都让袁世凯对李烈钧的不满和怨恨加深一份，最近的一次，就是李烈钧邀请孙文检阅他的江西军队，李烈钧亲自陪同孙中山检阅，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李烈钧的这一举动，无异于主动亮出一面与北洋军阀势不两立的旗帜，加深了与袁世凯政权已有矛盾的裂痕。所以当他得知袁世凯要扩充军队可能会对南方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对方进行惩罚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要打我了，我得早做准备才行。
四月二十二日，李烈钧开始了他的军事部署，他首先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九江）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上、下三台分别委以新总台官，还命令驻浔第九团编入第一师，从而使北京政府委任的九江镇守史成为一个虚职。接着，李烈钧又向九江至湖口一线增兵，以防止北洋李纯军队的可能进攻。与此同时，李烈钧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南京留守的政府警卫团调赣，随后又拨调一个团，将其编为一个旅。
此外，还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如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南昌调赴赣州，将不是自己人的第二旅旅长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往北京、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然后将自己的心腹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为进一步扩充军队，四月二十五日，他公开在江西发布征兵令，号召“以土著之人民，保卫地方”。
做完这些之后，李烈钧心下稍微安心了一些，在接到孙文的反袁电报之后非常的兴奋，询问何时可以开始。谁知孙文只是干大雷不下雨，嘴巴叫的很凶却没有实际的行动，让对反袁充满热情的李烈钧有些失望，感到自己好像有些势单力薄。恰好他安徽都督柏文蔚来电询问相关事情，柏是李烈钧同在原第六统制吴禄贞部下的好友，两人商议一番后决定起事反袁。但又觉得仅仅凭借自己两个省两个人声势不够，随即又开始秘密的联络他人。
一九一三年五月五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四人通电，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剌杀宋教仁的罪犯，并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让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未就此四人的通电做立即的回复，反而在五月十三日宣布在北京召开第一届的国会会议，邀请全国各省已经当选的国会参、众两会的议员一起进京开会，讨论国事，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善后大借款”的使用途径。这一招大出包括李烈钧在内等人的预料，自己可是刚刚通电反对袁世凯的！就连上海的，孙文也不清楚袁世凯到底这是要干什么？难道那个“善后大借款”真的会用于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
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还真是这么想的。如果不是孙文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这种内战，北京政府是准备把借款来的二亿五千万元大部分全部用在发展国内的各种建设上面去的；只是南方数省突然发动“起义”，让恼羞成怒的袁世凯最后改变了主意，将大部分借款用在了扩军备武上。
孙文之所以在李烈钧等人发表反袁之前一直按兵不动（他也没有兵），是在等自己派去的人传消息回来。发觉国民党内部自己说话好像不怎么管用以后，孙文开始又新的筹划。一是多联络各省的实权人物，如省长、都督等；这些人手里面有权有兵，只要他们愿意配合老孙，新的革命定能成功。二，孙文计划抛弃国民党；既然不听我老孙的话，那我就不要你了，我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党，这个党里面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正是因为有这些想法，孙文在李烈钧等人发表通告之后自己除了附和之外没有进一步的行动，等到北京宣布要召开第一届国会了他还在等其它各省都督的反袁通电；五月二十日，最后一个派去联络新疆都督的人也都回来了，向孙文报告此行的情况。结果让孙文很是高兴，所有人都收下了带给他们一万到十万不等的支票（孙文送的支票也是待价而沽，觉得实力大一些，对自己帮助大的省都督，就送多一些，比如山西都督赵天一就是十万大洋；而实力小对自己帮不上什么的就少送些，如新疆都督杨增新只有一万大洋），这预示着这些人都会是支持他，至少不会公开反对，否则到时候他公开这件事会让他们名声扫地。
可惜孙文盼望的如辛亥革命时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发通电反袁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反到是等来了北京袁世凯的回击。六月九日，北京政府以李烈钧专制残毒、违法殃民、恣睢暴戾等罪名就地免职，令其到北京听候酌用；十三日，胡汉民被任命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广东都督职位由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代替，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很快被免去都督职务。
遭遇此变故，孙文等人也慌了手脚，随即紧急召李烈钧到上海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有李烈钧回江西组织军队，成立讨袁军。黄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决定到南京配合江西起事。七月初，李烈钧由上海回至湖口，江西省议会一致推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七月八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司令部，李就任总司令，随即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黄兴也到了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为南军司令，谁知程德全竟弃职逃遁上海，黄兴只有自己担任这个司令官。
不久，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作为孙文家乡的广东，陈炯明也在孙中山号召下宣布“广东独立”，而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则宣布中立。除此之外，全国再无一省一人独立，反到是甘肃都督赵惟熙在十六师师长陈子华的鼓动之下发表通告，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国家分裂。把送了钱的孙文气的鼻子冒烟但又无可奈何，他哪里知道区区两万大洋根本入不了现在赵惟熙的双眼；自从看到了陈子华在甘肃地方建设上的投入，赵惟熙才知道数十上百万的大洋就是这么被花掉的！
六月五日，第一届国会选举推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开始行使七总统权力，李烈钧、柏文蔚等人成为了袁世凯上任后第一批祭刀之人。七月，当李烈钧在江西宣布成立讨袁军以后，袁世凯也就不客气的命令自己的军队向南方宣布独立的几个军队发动进攻。距离北面最近的安徽柏文蔚，就成了北洋军队最先攻打的对象。为了攻打柏文蔚的安徽讨袁军，袁世凯命令将正在围攻豫西（现在已经到鄂西北地区）白郎起义军的两支北洋军队南调，只留下一支在那里和土匪作战，给了白郎喘息和壮大的机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让白郎向南发展的同时想陕西方向派出了一支军队，开始攻打陕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给了在山西苦等的赵天一部队机会。二次革命，赵天一发展的又一巨大契机，以反革命的名义，可以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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