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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世杰并不关心政治，但具有强烈的职业敏感性，这种敏感性部分是职业特点，部分是天生的，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黎世杰只是个小人物，但他从来不甘于做一个小人物，他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小心地与同事相处。他们这一行充满风险又不无机会，好比一个赌场，他押注的他的一切包括性命。五年多来，尽管他做得并不如意，但他一直渴望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
双十二事变后国内政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对黎世杰这样的人毫无影响，他们只是凭本能工作，他们只会在某个目标失去的时候才暂时休息，才会把眼光转向另一个目标。他们永不停歇，因为在他们眼里目标永远存在，一个目标消失了，会有新的目标出现。现在目标又回来了，黎世杰本能地做了决定，这也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自己做出决定，他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兴奋、躁动，他准备为这个决定冒相应的风险。
“你刚才说，我借给你钱，你回到乡下，然后又回来还我钱？”黎世杰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
周枫点点头。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就为了还我钱吗？”黎世杰问，甚至带上了点调侃的味道。
周枫怔了怔，但她不愿意也无法解释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办法，保证你能还我钱。”
“什么办法？”周枫问，“你说说看。”
“我陪你一起去乡下，来回的费用全部由你出。”
周枫吃惊地看着他，她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当然，从逻辑上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对于债主而言，甚至显得理所当然。
黎世杰看出她并不完全拒绝这个建议，但她在犹豫，在权衡。很显然，拿到一笔钱到乡下是她目前最现实也是最急切的生活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甚至不惜找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但去乡下显然还包含着更多的意义，这些意义只有她自己清楚而且不足为外人道。
他们突然陷入了沉默，沉默得很彻底，他们都能清晰地听见黎世杰手表秒针走动的声音。黎世杰并不着急说话，他要留给她足够的时间考虑，他不能显得太急。这件事就本质而言，是周枫在求他，他可选择的余地比周枫大得多。他知道周枫目前正在分析他，正在犹豫，她对他是信任的，甚至在她目前的境地下，是依赖的，但这种信任和依赖如果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她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黎世杰不认为他会危及他们的任何利益，他很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组织、行动方法、人员，甚至了解他们的性格。一个陌生人的闯入不会给他们造成任何威胁，甚至会是某种机会，他们会更倾向于利用而不是排斥。
终于周枫说：“如果你觉得合适，我可以答应。”
黎世杰说：“那好，先睡觉，明天出发。”
第二天一大早黎世杰去了五公里外的一个当铺，当掉了他的手表，当了八十元，不能更多了，要在战前，这块进口表可以当一百五十元，这几乎是他唯一的私人财产。但他并不惋惜，即便没有这件事，他当掉手表的概率也几乎是百分之百，更何况如果一切顺利，他很快就能赎当。在他当手表的时候，他是真的希望能从周枫身上赚一笔钱，不但能赎当，还能暂时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
他回到住处，周枫正在窗口看着下面发呆，黎世杰咳嗽了一声，说：“钱的事我们要先说好。”
周枫转过身，点点头。
“我当掉了手表，一共当了八十块，这是当票。”黎世杰把当票放在桌子上，周枫瞟了一眼，“到时候我要赎当的，别以为我占你多大便宜。”
“我借给你二十，到乡下你拿到钱还我四十，另外有十块钱是额外的，我要赎当。回来时你一共还我五十。”黎世杰接着说。
“昨天说的是借十块。”周枫低声说。
“十块是你一个人的路费，可现在是两个人的花销。”黎世杰反驳说。
周枫不吭气了，她好像对钱并不敏感。
“午饭后出发，你现在先去洗个澡。”
周枫不由感觉有点尴尬，说：“有必要么？”
黎世杰说：“如果你打算长期在上海过日子，就要学会经常洗澡。”
周枫不再坚持，问：“去哪儿洗？”
“不远，我带你去。”黎世杰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人的一切开销都从你借的钱里出，超出二十我再借你，说好的规矩，借一还二。”
周枫点点头，她甚至没有找黎世杰要那二十元钱，黎世杰也就没吭气。
周枫要去的地方上海往北大约一百二十公里，尽管大的战事已基本结束，但一路上战争的痕迹还是无处不在。战争使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判断力，住在乡下的人认为应该去上海，住在上海的人却认为还是回乡下安全，人们象没头的苍蝇一样，挤满了从上海开出或驶入上海的各种交通工具，每天都有寻找新生活的人们在完全相反的路上互相凝望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路程并不算长，但由于公路实在糟糕汽车实在陈旧并且人员过于拥挤，黎世杰和周枫还是感到这趟旅途的艰辛，原本计划一天的路程由于意外太多变成了两天，吃饭、住宿，一切都由黎世杰安排，周枫对支出既不关心也不过问，黎世杰算计着，照这个开销，也许十块钱就能走个来回。
这段旅途是艰苦的，更是枯燥的，黎世杰和周枫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除了必须的情况外，周枫几乎不发一词。黎世杰在试探了足够多的次数后，也就放弃了这种无望的交流，两人几乎在沉默中度过了这段难堪的旅途。
第三天中午总算到了地方，人们下了车，公路到此为止，剩下的路就要自己走了，当然如果你肯花钱也可以雇辆马车。黎世杰问明还有不到二十公里路，于是决定走着去，周枫自然是不会反对的，她并不在意如何到达目的地，也有足够的意志坚持。
天黑时他们到了一个破旧的村庄，周枫很熟练地找到一间屋子，然后让黎世杰和她保留一段距离，她走过去敲开门，和里面的人低语了几句，随后招呼黎世杰。
黎世杰识趣地保持着低调，他当然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周枫的地盘，对此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敬畏，周枫不是普通的女人，这个观念是黎世杰一切行动的准则。
屋子很破旧但又恰好可以住人，所有影响居住的地方都被小心而实惠地修补过。和他们一路上看到所有房屋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破旧衰败不一定是炮弹直接造成的，但一定是战争造成的，在战争期间，并不显得特别，中国农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适应战争。
屋子的主人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四十多岁，憨厚中带点固有的狡黠，热情中带有明显的戒备，黎世杰很熟悉这些人，他在十六岁以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黎世杰和周枫进了屋，农民知趣地走开，说是去铺床。周枫说：“今晚你住这儿。”
“你呢？”黎世杰问。
“我有事。”周枫说，“房钱你随便给几个，他们不在乎。”
“你什么时候回来？”
“最迟明早。”周枫低声说，“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黎世杰说：“你去哪儿，我跟着你。”
“不！”周枫低声但坚定地说，用的是不容商榷的口吻，黎世杰第一次听到她用这种口吻说话。
黎世杰知道他此时必须听从周枫的安排，这不但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现实，他不再说什么。
周枫仿佛对刚才生硬的态度有些歉意，说：“黎先生，你放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说好的事情不会变，我们不会亏待帮助我们的人。”她连用了几个“我们”而不是“我”，使黎世杰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周枫的安排，但他并不觉得不安。
周枫走了，很快消失在夜色中。苏北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夜黑得使人有失明的感觉，静得使人无时不体会死亡的感觉，尤其对一个从上海来的人而言，使人感觉如离开父母的孩童般恐惧。房东铺的床很不舒服，但在农村已经无可挑剔了。
清晨时黎世杰感觉门外来了一些人，他很警觉地爬起来，但马上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他现在做什么和他接下来的命运已经没什么关系。他躺在床上，甚至有些惋惜要离开已经被捂热的被褥。他爬起来，穿好衣服，房东适时地进来，端了一盆热水，黎世杰忙从兜里往外掏钱，房东明白他的意思，憨憨地笑笑，说：“有人给过了。”
黎世杰点点头，用热水洗很仔细地洗了洗脸，几乎就在他洗完整理好衣服的同时，响起了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