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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四年的中日战争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看不到结局的特征，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人们早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激情、希望和焦虑，转而主动去适应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了。市面上一切都在短缺，不但是华界，连租界都感受到了物资匮乏的威胁，曾经的繁荣逐渐被恐慌取代。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租界里已经没有人再有兴趣猜测日本人什么时候实施占领，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准备，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对于黎世杰来说，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进入夏季以来，日本人连续破获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几个电台，不但有苏俄的，还有英美方面的。而在华界，重庆方面的电台活动也突然变得频繁起来。尽管日本宪兵现在已经可以任意进入租界活动，但这种行动的便利毕竟不等同于占领，而日本人对租界内电台的活动明显地体现出一种焦虑，甚至连黎世杰这样的小人物都能感觉到。
局势的混乱使得特工总部获得的消息也异常混乱，准确率极差又缺乏时效性。黎世杰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经过审讯得到的线索，但大部分都无法核实，日本人对情报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凡是他们认为有一定价值的情报中国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越来越不信任中国人，不愿意中国人经手他们认为可靠的消息。这种互不信任的工作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效率，当然，另一方面也使得相关工作的保密性大大增加。
黎世杰小心地从各种消息来源中梳理出可能会有用的东西，但由于他无法进行核实也不主导审讯工作，这项工作很难取得进展。不过有一件事情他注意到，在特工总部对嫌犯的审讯过程中，关于延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在抓人方面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在一次和周枫见面时，他提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应当小心些，不要出前次那样的纰漏。”
“你怎么看这件事？”周枫问，她现在并不忌讳这种带有请教意味的询问方式。
“我不清楚，或许是日本人的决定，我也不了解你们在做什么，我只是提醒你们。”
黎世杰不愿承认他在给周枫他们提供情报，他认为他只是想帮助他们，至于为什么帮，他自己也并不清楚。他其实不算真正深入地了解他们，但对他们的恶感正在慢慢地消失。这场战争显得那么的漫长，至少黎世杰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这种疲惫的感觉正在改变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对他们这些人。
有时候他来找周枫并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只是找她聊聊天，找个地方坐一会，随便喝点什么，抱怨倒霉的天气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他的生活就像中日间进行的这场战争，压抑、孤独而且充满危机。
周枫从来不拒绝他，但她也从不显示出过分关心他，至少表面上如此。她在和黎世杰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同时，对他是顺从的，为了使他的情绪不至于过分低落，她也会陪着他喝上一杯，或者抽上一只烟。偶尔他们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争论，关于时局，关于某个具体的人或某件具体的事，这些争论往往以周枫退让而结束。
黎世杰不认为自己对周枫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对此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周枫打扮土气，皮肤粗糙，长相一般，举止更谈不上上海女人的雅致，远不是他欣赏的那种女人。他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亲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都是这场战争的弃儿，都被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所吞没，他们互相依靠在一起，会觉得更安全。虽然从他们的身份和处境来说，每次见面都带着某种不可知的风险，但黎世杰认为，周枫带给他的安全感远胜于这些风险。他不清楚周枫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但他认为周枫和他在一起至少不觉得不愉快，不觉得勉强，同样也不觉得危险。
他们的每次见面都很短暂，而且从不预先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短暂总是意味着美好，这仿佛也是他们之间的某种默契。
黎世杰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开一些玩笑，比如他会突然问：“他们不允许你买新衣服吗？”
周枫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谁，她瞪他一眼说：“这叫什么话？”
“你这件衣服五天都没洗，你也不换。”
“谁说我没洗？”
“你袖口的油渍，我上次就见到了。”
周枫脸红了，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一些羞愧，于是下意识把手放下去，离开黎世杰的视线，低声说：“我洗了，只是没有肥皂。”
“怎么不去买？”
“现在肥皂很难买，很贵——”
“他们不发你薪水吗？”
周枫白了他一眼，不再说话，因为她继续说下去，会引发他更多的追问，而且她很清楚，这种追问并不是真正的好奇，而是为了嘲讽她。她可以忍受黎世杰对她进行嘲讽，为了使黎世杰开心，她可以完全不介意这种刻意的取笑。但她不能忍受黎世杰对“他们”进行同样的嘲弄，虽然她也明白这种嘲弄其实并无恶意。当然，作为获得某种了乐趣的回报，黎世杰不会忘记下次带一些肥皂来。
从根源上说，他们不是一类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对同一件事的感觉都迥然不同。比如黎世杰认为日本人如果占领租界会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会破坏上海的生活方式，租界代表着上海的文明和自由，这种文明和自由是上海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本质。但周枫认为，租界由哪个国家占领并无区别，并且她不认同租界代表着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看法。虽然她也很向往到租界的法式餐厅吃一顿真正的法式晚餐或者在某一个炎热的下午悠闲地喝一杯纯正的英国伯爵茶，但她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根本和大部分中国人无关，甚至和大部分上海人无关。
这种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也许在战争年代争论这种问题本身就很可笑，尤其这种争论发生在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间。
但这些争论也并非毫无意义，有一天黎世杰发现周枫对一个从她身边走的女人异乎寻常地关注起来，这个女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认为是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吸引了她，这个吸引很短暂，但被黎世杰捕捉到了，他很欣慰她会有这样的变化，他早就厌烦她那一成不变的弄堂老妈子般的打扮。
七月底的一天，周枫回到住处，看见地上有一个信封，很显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她很惊讶，因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她犹豫着捡起来打开，抽出一张淡黄色的信签纸，上面写着两行字：明天上午十时到某某街某某号，找孙师傅，就说你姓赵，是周先生介绍来的，急。
这种联系方式使周枫警觉起来，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一贯非常谨慎，而且很有经验，不会轻易改变联系方式。但这个地方只有黎世杰知道，不会是别人，而且她依稀记得这就是他的笔迹，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紧急事情找她，没有找到，于是改变了联系方式。她认为就是这样，她非常信任他，不认为照着做会有任何风险——或者说即便可能有风险她也愿意承受。
第二天她准时去了这个地方，她发现是一家高档旗袍店，很快她就找到了“孙师傅”，是旗袍店的裁缝，五十多岁，上海本地人，很和善，她看不出任何不正常。
“我姓赵，是一位周先生让我来的。”她小心地说。
孙师傅朝她鞠了一个躬，说：“赵小姐请坐，周先生都交代好了，正在等侬。”
周枫有些不自在，说：“您这是——？”
孙师傅笑了，说：“不用很长时间的，料子、款式周先生都挑好了，只是要量一量。”
“什么？”周枫吃惊地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