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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照中国建筑学界的传统看法，民居作为一种凝固的艺术文化载体，对于南方民居，大多是马头墙、穿斗式形成颜色单调的外围。而绕门河、石水槽、木楼梯、青石板天井则构成了整个民居的三维结构。对于一种民居的研究和描写，我想决非如此简单，特别是在受环境影响极大的前提下，民居势必因为环境的多样化而变得与众不同，然而经过千百年的环境变化，民居的保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说起中国的民居保护，学术界首推丽江——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和悖论，丽江是中国破坏最严重的民居群，大量的招商引资和资源开发彻底破坏了整个民居的文化环境。在我去过的民居中，江西婺源是保存的较好的民居群，这个民居群最大的特点在于文化群体的无意识保护，从宋明的理学到目前的高等教育都是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而另一处民居的保护则是用另外一种办法进行维护，在这个民居群中，发衍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林姓家族，这个家族改写了中国一百六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和附近安徽绩溪的胡姓一样，理学的宗庙思想将一个庞大家族的精英全部集中到了一起，继而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民居群。
这个民居群，就是闽北的闽越古镇。
中国古镇星罗棋布，遍布四海八州，这一点我是早就知道的。但是不管怎么遍布，肯定出不了汉文化圈。也就是说，在汉文化四周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内，是断然不会出现小桥流水的古镇的，可是在闽北一个被认为是“苗蛮”的地方，就出现了那一片迎风而建的建筑，在那群建筑中走出了朱熹，走出了柳永，并挺起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我决定旅行的第一站就选定的是古城，从江西到福建，中国的古城始终在环绕着一个氛围，宋明理学、祠堂、一个家族、一个英杰、一片名城。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内容，从家本位制度到家族自治制度，一整套的核心思想灌输着整个家族的统治方略，而这种极为特殊的家本位地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徽派文化的所在地，位于今下的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交界处。
在安徽的绩溪，名动中外的则是著名的胡氏家族。短短一百五十年间，胡氏家族出现了三位历史名人，著名实业家、理财家胡雪岩、中国文化的先锋旗手胡适、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而仅仅只是一河之隔的江西省婺源县则是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的故里。闽越古镇就在这样两座古镇的夹角之下，这个古镇在短短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林姓家族涌现了一大批人类的精英瑰宝，他们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林泰曾、政治革新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辛亥烈士林文，以及著名翻译大师林琴南。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底蕴？如果说中国没有斯坦福牛津剑桥的话，那么中国徽州文化的这些底蕴足以让斯坦福牛津剑桥汗颜，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中国有这样一个可以说有些狭小的地域，它在努力的改写着中国历史，在那些书院、深宅之中，朗朗的书声和风雨落竹之声就这样催生了中国启蒙文化的因子。
恰巧我来的那天就是一个朦胧的雨天，据当地的朋友说，那是武夷山的雨季。四周是一片层层叠叠的雾霭，四周被一种异样的氛围笼罩着，眼前是莽莽武夷，身后是苍苍古城，一片灰黄的屋顶和墙壁在我眼前展现。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伪装，典型的南方水乡民居，但是在这闽北山区，却又多了几分其余的意味。
这大概就算是朗基努斯的崇高，基于对历史和民族的回归与向往。
二
如同江西、云南的古城一样，必须要身入其中才能领略得到它的曼妙之处。闽越古城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出租车停在古镇的入口，我们悄然潜入古镇之内，里面人迹稀少，柔软的春雨敲打在濡湿的地面上，我的鞋恍然滑过，发出一阵拖沓之声和留下一条浅白色的痕迹。
古镇的结构是典型的农家古镇，丝毫不经修饰。在我所见到的古镇中，这个古镇毫无疑问是一个小小的去处。天色虽晚，但不清冷，路旁偶然能够看见几只灵动的看家犬，他们并不伤人，和我在江西看见的一样，那些狗儿在我面前轻绕一圈，然后就自顾自的离去。湿润的地面似乎也变得格外敏感，稍微的风吹草动都能发出哒哒的声音。
我慢慢的从巷子里走来走去，有些破旧的屋子显露出了一种来自时空隧道的恒久沧桑感。这是任何一种建筑群都做不到的。即使做的再旧，也不是遗址，生活的作旧不是历史的作旧。这种沧桑感是无论如何都学不来得。历史的点点滴滴浸泡在这潮湿并且凸凹不平的地面上，就像被刻录上的一点一滴的历史印记。
江南的古镇都有一种共同点，那就是小而富于灵性。狭窄的巷子时不时能听得见几声清脆而又舒缓的犬吠声。两旁略显高大的马头墙和纯正的徽州文化截然不同，墙壁是黄色的，黄的有些斑驳，并不是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一清二白，相反，黄色的墙壁似乎更能说明一种历史感。徽州文化并不是徽州当地的文化，而是由于人口迁徙导致江淮一带的文化勃兴，黄河流域诞生了儒家，江淮一带产生了理学，历史就是这样变幻莫测，在东流的河水中间漂浮着历史的真谛，创造着历史的因果。
闽越古镇游人不多，我们行走起来就觉得自由的多。整个古镇静谧而又安详，天色灰暗但是却能显露出一种淡淡的灰白，空气有点冷，但是感觉很舒服，作为一个旅行者，再也没有比遇见这样的气候更使人适应了。
拿起相机，随意的拍下了几张照片，随手一看，空中的雨丝都连成了薄薄的雾霭，恍然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早听人说陶潜的桃花源就是武夷山附近，晋代的桃花源亦不是如今的桃花源，细细看来，今天这雨巷大抵就是与现世截然不同的桃花源。潮湿且清新的巷子里只有两个出口，一前一后。
我是喜欢下雨的，更喜欢幽深的古巷，如果是下雨的古巷，那么更能让我置身于其中而忘记其他，整条雨巷清新而又坦荡，没有任何作旧，没有任何修饰。这一切让我想起了前辈诗人戴望舒先生的千古名篇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
没有丁香一般的姑娘，但是却有一种让人神怡心醉的氛围，若是提及戴望舒先生的文字，可能过于矫情，然而另一位诗人李商隐还是可以提的，这正如李商隐所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那也是雨巷，不过是秦淮雨巷，是我将要去的地方。
三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所有的风景必定会出现在清幽僻静之处，往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是中国人对于大美的最基本看法，在闽越的雨巷里面，我看见了一个高大的宗祠，里面供奉着殷商时代的名臣比干，一看就知道，这是林姓宗祠。
余秋雨先生曾如是说，中国的古镇是藏龙卧虎的所在，特别是江南的一片水乡。我一直认为林姓的发衍地应该是候官或是更远的地方，然而却没有想到林氏宗祠竟然会在闽北。比干是林姓的始祖，这个历史早已考证，晋室南下导致山东、山西两省的林氏家族分散到江南一代，然而福建林姓的滥觞，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晋安世谱校正序曾这样说：“林氏出自子姓，殷少师比干谏纣而死，其子坚逃于长林，周武王克商，赐姓林氏，食采博陵，散居于周、鲁、齐、卫。战国时，有相赵者，始居九门。秦并赵，徙齐郡、邹郡，汉定三秦，分邹郡，置济南，遂为济南人；下邳林氏其后也。”这里很显然表明了一点，在先秦时期，林氏家族就已经到达了江苏一带。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补充一点我的题外话，在中国，文化散文始终存在着一种畸形的读者群，这些读者会从作者的文字中企图寻找某些学术上的差错或是学理上的乖讹之处，然后猛然拉起“批判”大旗，对于作者口诛笔伐。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读到文化散文的精义，再艰深的文化散文，它也注定只是纯文学创作，而不是学术论文，更不是圭臬范本。
晋安世谱校正序目前通行的是中华书局的版本，香港出版，错漏之处确实偏多。所以对于这种观点，我一直持保留态度，但是另一部权威著作左传有如下的记载：
林雍、林不狃、林楚，代仕季氏林楚之先，皆季氏之良也。
这就很明确了，从整部史书来看，林氏从北往南迁徙大概是在晋室南渡的时候，这种整个民族的移民在徽州附近可谓是数不胜数，东闽西川大概就是被人称为好的避难之所。一旦有了天灾人祸，所有的人都云集在这崇山峻岭之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山水水之中，常常就会产生着让人惊羡的神话。
我早就知道福建的林家是中国近代史的扛鼎拔山之名门望族，可惜一直认为是在侯官，巧合的是，在我还没有去侯官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深深的雨巷中邂逅到了这样一个贵族的宗祠，彷佛是被束缚了千百年的思想在那一刻猛然爆发一般，挣脱了桎梏，获得了思想上的文明和新生。
走进林氏宗祠，我有些惊惶，委实不敢相信这里的文化氛围和思想重压，每一个林氏族人的名字都被镌刻在灰黑的墙壁上，时间久远的都已经出现了黑乎乎的印记，模模糊糊的国画、装饰、略带昏暗的屋顶，灰白的光线斜斜的从天井斜射下来，映射在房屋里的女主人的脸上，清晰或是模糊，总是变得甚是不明朗。
里面卖书，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没有任何的图书经营许可证，几本书摆在桌子上，可看可买，显得无助而又单薄，来武夷去古镇的少，去古镇者未必去宗祠，到宗祠买书者，更是凤毛麟角。
显然女主人不是靠卖书挣钱，那些书有的已经破旧，书里面都是林氏家族的一些事情，写的很详细，学术价值也很高，随后买了几本，也不算贵。在买书的时候忽然看见柜子里面的家谱，是侯官林氏家族送来的，不远千里送家谱，我实在疑惑不解。
“这些家谱是原始版本么？”我问。
“是的。”女主人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林氏家族最早迁闽，我们是第一站，至于侯官、福州、泉州都是分支。”
“为什么要综合在一起呢？”我想把那些厚厚的族谱拿出来看个清楚“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还要汇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姓林。”女主人如是回答。
四
从古镇出来，雨仍旧在下，我抬头，屋檐的水滴落在我的身上，凉凉的意味从我的身上蔓延到四周。
在那样一条深深的巷子里，走出了如此多的民族精英，比起走出拜伦唐璜的巷子，要高明许多。可惜，知之之人甚少。
重新回到雨巷，巷依旧，雨也依旧。巷子旁的河流潺潺而下，那是武夷山的河流，有漂流，有悬棺，都是千百年前的东西，现在似乎仍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放眼四周，处处翠绿，山如隐士，这也是江南的雨，只是没有乌篷船上的雨点声出名罢了。
回到成都之后，燕南学术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副对子，他说那是一副绝对，所谓绝对，就是千百年来无人可对下联的独联。1542年，明代文学家罗洪先从徽州启程，去九江访友。沿途经过了闽越古镇、婺源，那时正式徽商繁华之际，目睹沿途漕运和淮运的兴盛，诗人一时诗兴勃发，在乌篷船上就随口吟咏出了上联：
一扁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页风篷下九江还有十里
时隔五个世纪之后，我重新经过这片土地，昔日的码头船坞、高堂广院，在我眼里居然都变成了博大深邃的历史风景。那些根植于心的风景，足以使我的思想贯穿始终，那是东方的威尼斯，是中世纪中国的利物浦，更是五百年前儒家文化的牛津剑桥斯坦福。只是可惜威尼斯尚在，利物浦也在，牛津剑桥斯坦福仍执世界学术之牛耳，中国没有贵族，中国的文化底蕴都从一个朝代走来，走向另一个朝代，千白年以来，该被淡忘的终将淡忘，时间冲淡了一切，徽州商人手里的算盘、绍兴师爷碗里的绿茶、红顶富商的豪言壮语，民族英雄的先知先觉，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惘然。
“对联可对么？”那位朋友笑着问我“不是很好对。”
我的眼前出现了婺源的匈奴后代的聚居地，出现了深邃的李坑，出现了朱熹的坟墓，出现了林家的雨巷——窗外仍然是雨，成都的雨，难道就不是福建之雨么？
“十王侯九败寇八七六五兴亡话说四三卷史书难二分终成一统。”
键盘清脆敲响，指尖宛若流水一般顺畅。
也许，是我自己太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