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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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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何以明之?

    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诸?”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决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达视遥见,以审其实,问公明贾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温良恭俭让,尊行也。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然则孔子闻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齐景公问子贡曰:“夫子贤乎?”子贡对曰:“夫子乃圣,岂徒贤哉!”景公不知孔子圣,子贡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闻政,子贡定其实。对景公云“夫子圣,岂徒贤哉”则其对子禽,亦当云“神而自知之,不闻人言”以子贡对子禽言之,圣人不能先知,二也。

    颜渊炊饭,尘落甑中,欲置之则不清,投地则弃饭,掇而食之。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圣人不能先知,三也。

    涂有狂夫,投刃而候;泽有猛虎,厉牙而望。知见之者,不敢前进。如不知见,则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围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四也。

    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必不触害,匡人必不加悖。见颜渊之来,乃知不死;未来之时,谓以为死。圣人不能先知,五也。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不欲见,既往,候时其亡,是势必不欲见也。反,遇于路。以孔子遇阳虎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六也。

    长沮、桀溺偶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论者曰:“欲观隐者之操”则孔子先知,当自知之,无为观也。如不知而问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甫之衢。人见之者,以为葬也。盖以无所合葬,殡之谨,故人以为葬也。邻人邹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于防。有茔自在防,殡于衢路,圣人不能先知,八也。

    既得合葬,孔子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曰:“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当先知防墓崩,比门人至,宜流涕以俟之。〔门〕人至乃知之,圣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庙,每事问。不知故问,为人法也。孔子未尝入庙,庙中礼器,众多非一。孔子虽圣,何能知之?:“以尝见,实已知,而复问,为人法。”孔子曰:“疑思问。”疑乃当问也?实已知,当复问,为人法。孔子知五经,门人从之学,当复行问,以为人法,何故专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经,复问为人法,独以已知太庙复问为人法,圣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庙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也。

    主人请宾饮食,宾顿若舍。宾如闻其家有轻子〔泊〕孙,必教亲彻馔退膳,不得饮食;闭馆关舍,不得顿〔宾〕。宾之执计,则必不往。何则?知请呼无喜,空行劳辱也。如往无喜,劳辱复还,不知其家,不晓其实。人实难知,吉凶难图。如孔子先知,宜知诸侯惑于谗臣,必不能用,空劳辱己,聘召之到,宜寝不往。君子不为无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无为周流应聘,以取削迹之辱;空说非主,以犯绝粮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论者曰:“孔子自知不用,圣思闵道不行,民在涂炭之中,庶几欲佐诸侯,行道济民,故应聘周流,不避患耻。为道不为己,故逢患而不恶。为民不为名,故蒙谤而不避。”曰:此非实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谓孔子自知时也。何以自知?鲁、卫,天下最贤之国也。鲁、卫不能用己,则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删定诗、书。以自卫反鲁言之,知行应聘时,未自知也。何则?无兆象效验,圣人无以定也。鲁、卫不能用,自知极也;鲁人获麟,自知绝也。道极命绝,兆象著明,心怀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犹病未死,祷卜使痊也;死兆未见,冀得活也。然则应聘,未见绝证,冀得用也。死兆见舍,卜还医绝,揽笔定书。以应聘周流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一也。

    孔子曰:“游者可为纶。走这可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云风上升。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圣人知物知事。老子与龙,人、物也,所从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龙亦神,圣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气交连,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龙与老子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二也。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圣,隐藏骨肉之过,宜愈子骞。瞽叟与象,使舜治禀、浚井,意欲杀舜。当见杀己之情,早谏豫止。既无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为。何故使父与弟得成杀己之恶,使人闻非父弟,万世不灭?以虞舜不豫见,圣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武王不豫,周公请命,坛墠既设,筴祝已毕,不知天之许己与不,乃卜三龟,三龟皆吉。如圣人先知,周公当知天已许之,无为顿复卜三龟。知圣人不以独见立法,则更请命,秘藏不见,天意难知,故卜而合兆,兆决心定,乃以从事。圣人不能先知,十四也。

    晏子聘于鲁,堂上不趋,晏子趋;授玉不跪。晏子跪。门人怪而问于孔子。孔子不知,问于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晓。圣人不能先知,十五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圣人。”“使管叔监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也,不亦宜乎!”孟子,实事之人也,言周公之圣,处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圣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硃。然则圣人先知也,子贡亿数中之类也。圣人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其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巧商而善意,广见而多记,由微见较,若揆之今睹千载,所谓智如渊海。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材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耳!目非有达视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状也。使圣人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与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谓神而先知,与人卓异。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尔,何以谓神而卓绝?

    夫圣犹贤也,人之殊者谓之圣,则圣贤差小大之称,非绝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问管仲曰:“与仲甫谋伐莒,未发,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少顷,当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延而上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对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驩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愁然清净者,衰绖之色;怫然充满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吟〕,所言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又莒也。臣窃虞国小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别物审事矣。云“国必有圣人”者,至诚谓国必有也。东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谓东郭牙圣也。如贤与圣绝辈,管仲知时无十二圣之党,当云“国必有贤者”无为言圣也。谋未发而闻于国,管仲谓“国必有圣人”是谓圣人先知也。及见东郭牙,云“此必是已”谓贤者圣也。东郭牙知之审,是与圣人同也。

    客有见淳于髡于梁惠王者,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为言邪?”客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志在远,后见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报,王大骇曰:“嗟乎!淳于生诚圣人也?前淳于生之来,人有献龙马者,寡人未及视,会生至。后来,人有献讴者,为及试,亦会生至。寡人虽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见惠王在远与音也,虽汤、禹之察,不能过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见,髡能知之。以髡等为圣,则髡圣人也。如以髡等非圣,则圣人之知,何以过髡之知惠王也?观色以窥心,皆有因缘以准的之。

    楚灵王会诸侯,郑子产曰:“鲁、邾、宋、卫不来。”及诸侯会,四国果不至。赵尧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且代君位。”其后尧果为御史大夫。然则四国不至,子产原其理也;赵尧之为御史大夫,方与公睹其状也。原理睹状,处著方来,有以审之也。鲁人公孙臣,孝文皇帝时,上书言汉土德,其符黄龙当见。后黄龙见成纪。然则公孙臣知黄龙将出,案律历以处之也。

    贤圣之知,事宜验矣。贤圣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术用数,或善商而巧意,非圣人空知。神怪与圣贤,殊道异路也。圣贤知不逾,故用思相出入;遭事无神怪,故名号相贸易。故夫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眇茫恍惚无形之实。实异,质不得同;实钧,效不得殊。圣神号不等,故谓圣者不神,神者不圣。东郭牙善意,以知国情,子贡善意,以得货利。圣人之先知,子贡、东郭牙之徒也。与子贡、东郭同,则子贡、东郭之徒亦圣也。夫如是,圣贤之实同而名号殊,未必才相悬绝,智相兼倍也。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将者,且也。不言已圣,言且圣者,以为孔子圣未就也。夫圣若为贤矣,治行厉操,操行未立,则谓且贤。今言且圣,圣可为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从知天命至耳顺,学就知明,成圣之验也。未五十、六十之时,未能知天命、至耳顺也,则谓之“且”矣。当子贡答太宰时,殆三十、四十之时也。

    魏昭王问于田诎曰:“寡人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之乎?”田诎对曰:“臣之所学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乎?”田诎曰:“未有功而知其圣者,尧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后知圣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乎?”夫圣可学为,故田诎谓之易。如卓与人殊,禀天性而自然,焉可学?而为之安能成?田诎之言“为圣易”未必能成,田诎之言为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学”盖其实也。

    〔圣〕可学,为劳佚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子贡问于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餍,而教不倦。”子贡曰:“学不餍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谓圣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已则已,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之圣人也。”又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之者,莫不兴起,非圣而若是乎?而况亲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圣人”者,贤圣同类,可以共一称也。宰予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圣,宜言圣于尧、舜,而言贤者,圣贤相出入,故其名称相贸易也。

    <b>译文</b>

    大凡论述事理的人,如果违背了事实而不举出证据,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动听,说得再多,大家也还是不相信的。我论述圣人不能像神一样先知,在先知的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这不只是凭空瞎说,也不只是凭才智类推得巧妙。我的这种看法是有证据的,而且可以证明事实确实是这样。有哪些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它呢?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要别人的东西吗?有这样的事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由于告诉你的人把话说过了头。公叔文子在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笑;符合礼义才索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索取。”孔子说:“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天下的人,能做到像伯夷那样的廉洁,不拿别人一点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不说话、不笑的人。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作出正确的判断,心有疑问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彻、非常远,以弄清楚事实,问了公明贾之后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孔子不能先知,这是第一条证据。

    陈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他自己打听来的呢?还是人们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他是凭着温良恭俭让这些美德得来的。”温良恭俭让是高尚的德行。用高尚的德行对待人,人们就亲近他。人们亲近他,那么人们就会告诉他了。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是由于人们告诉他才了解政治情况的,并不是神而自知的。齐景公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是个贤人吗?”子贡回答说:“他乃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呢?”齐景公不知道孔子是圣人,子贡订正了他的名称;陈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么办法知道政治情况的,子贡确定了它的实情。既然回答齐景公时说“他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那么子贡对子禽也应当说“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就子贡回答陈子禽的话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二条证据。

    颜渊饶火做饭,灰尘掉到饭甑里,想放开它不管饭就不干净了,想把有灰的饭倒掉就要糟踏一些饭,所以就把它挑出来吃了。孔子远远地看见了,认为颜渊是在偷饭吃。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三条证据。

    路上有个狂人,把刀戳在地上等着;野泽中有只猛虎,磨着牙在望着。

    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如果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见而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会被狂人杀掉,被老虎吃掉。匡人包围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该早早地换一条路走,以避开这场灾祸。孔子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这场灾祸。以孔子被围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四条证据。

    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受到威胁,颜渊最后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颜渊一定没有遇害,匡人一定没有弄死他。看到颜渊回来了,才知道他没有死;没有看见他回来的时候,说认为他死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五条证据。

    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了的小猪。孔子探明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见了阳货。孔子本来是不想见到阳货的,所以既然去拜会,却又打探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这种情况说明孔子坚决不想见到阳货。可是回来时,却在路上碰上了他。以孔子碰见阳货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六条证据。

    长沮、桀溺两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从旁边经过,派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就不该再去询问。辩护的人说:“这是想考察一下隐士的品行。”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该自己知道,用不着考察。如果不知道而去问他们,这正好说明他不能先知,这是第七条证据。

    孔子的母亲死了,因为孔子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所以就把他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别人看见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大概是因为没找着与他父亲合葬的地方,在临时埋葬他母亲时,礼仪很郑重,所以别人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邻居邹曼甫的母亲把孔子父亲的坟墓所在地告诉了他,然后才得以把他的父母合葬在防山。本来在防山就有他父亲的坟地,而孔子却把他的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路旁,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八条证据。

    合葬之后,孔子先返回家里。门人后回来,雨下得很大。孔子问:“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门人回答说:“防山的墓倒塌了。”孔子不再说什么,门人说了好几遍,孔子才泪流满面地说:“我听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如果孔子先知,应当事先知道防山的墓会倒塌,等到门人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流着泪等着他们。门人到家之后才知道墓倒塌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九条证据。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才问,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孔子从来没有进过太庙,庙里的礼器很多不只是一两件,孔子即使是圣人,怎么能都知道呢?辩护的人说:“太庙里的礼器孔子曾经都见过,实际上他已经知道,然而还要再问一问,这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孔子说:“有了疑问要想到请教别人。”这是说有了疑难才应该问啊!如果说“实际上已经知道,还应当再问,以此给人做榜样”那么孔子通晓“五经”学生们跟他学习,他也应该再去请教一下别人,以此来给人做榜样,为什么孔子只是给学生讲课而不请教别人呢?不用自己已经知道五经还去请教别人这种行为给人做榜样,唯独以自己已经知道太庙里的礼器而再问别人这种事给人做榜样,圣人的用心,怎么这样不一致呢?以孔子进太庙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条证据。

    主人请宾客饮酒吃饭,或者想请客人住在他的家里。客人如果听说他家有轻薄子孙,轻薄子孙必定会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还会关上房门,使客人不能留宿。那么客人会拿定主意,肯定不会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客人知道被请去了也不会有高兴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劳累和侮辱罢了。如果去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又白劳累一场受顿侮辱回来,那是因为客人不了解主人的家庭,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人和具体情况都很难预知,吉凶也很难预料。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诸侯已经被谗臣所迷惑,是一定不会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还使自己受到侮辱,聘书和召令到了,也应该搁置起来不去应聘。君子不去做那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不走使自己受到侮辱的路。不必要周游列国去答应诸侯的聘请,而自取“削迹”的侮辱;不应该白费力气去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主张的君主,而自找“绝粮”的灾祸。由此说来,孔子似乎并不能先知。为孔子辩护的人说:“孔子自己知道是不会被任用的,圣人忧虑的是‘道’行不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多半是想要辅佐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老百姓,所以才答应诸侯的聘请周游列国,不躲避灾祸和耻辱。由于他为的是行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遇到灾祸也下怨恨;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为了出名,所以遭受诽谤也不顾忌。”我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孔子说过:“我从卫国到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这就是说孔子了解当时的形势。根据什么说他自己知道呢?鲁国和卫国,是天下执行周礼最完备的国家,鲁国和卫国不能任用自己,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国家会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鲁国作春秋,删改编定诗、书。以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这件事来说,可以知道孔子将要应聘时,还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为什么呢?没有兆象而无从察考,圣人是没有根据来作出判断的。等到鲁、卫两国不任用自己,这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等到鲁国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道行不通,命也完了,征兆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内心怀着怨恨、沮丧,只好回去冥思苦想。孔子不停地周游列国,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祷占卜希望病好,因为死的征兆还没有出现,希望能活下去。这样说来,孔子应聘是因为没有看到彻底绝望的证据,还希望自己能被任用。等到家中出现了要死人的征兆,占卜的人回头就走,医生也拒绝治疗,这才拿起笔来删定诗、书。以孔子应聘周游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一条证据。

    孔子说:“鱼类可以钓到,兽类可以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能乘着云风上天。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一样吧!”圣人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龙,一个是人,一个是物,龙的活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事,孔子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如果老子是神,龙也是神,圣人也是神,那么神的活动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他们的精气可以互相沟通,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以孔子不知道龙和老子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二条证据。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在他和他父母兄弟之间说不了挑拨离间的话。”虞舜是个大圣人,他在掩盖亲属的错误方面,应该超过闵子骞。舜的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让他修理谷仓和淘井,打算借机杀害他。舜应当看出他们有要杀害自己的意思,应该早早地规劝他们预先防止事情的发生,既然无可奈何了,也应该躲开或装病不干。为什么要使他父亲和弟弟构成谋杀自己的罪名,使人们知道这件事而指责他的父亲和弟弟,以至万世之后还有人在谈论呢?以虞舜不能预见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三条证据。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续武王的寿命。设置了祭坛,读完了祝文以后,还不知道上天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没有,于是就用龟甲占卜了三次,结果兆象都很吉利。如果圣人是先知的,周公就应当知道上天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不必紧接着又用龟甲占卜三次。知道圣人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决定事情,所以周公还要乞求天命,并且把祝文秘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由于天意很难知道,所以三次进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来加以对照。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于是就根据兆象的指示去办事。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四条证据。

    晏子出使到鲁国。使臣在朝堂上不应该小步快走,而晏子却快步走了;君王授与玉时,使臣不应该跪着接,而晏子却跪下来接了。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去请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去请教晏子。晏子解释之后,孔子才明白。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五条证据。

    陈贾问孟子,说:“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孟子回答说:“是圣人。”又问:“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武庚,后来管叔等人叛乱了,这两件事都有吗?”孟子回答说:“是有的。”又问:“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乱而派他去的呢?还是不知道而派他去的呢?”孟子回答:“不知道才派他去的。”又问:“如此说来,圣人尚且也有过错吗?”孟子回答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孟子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既说周公是圣人,又认为他处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预知管叔会叛乱的。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六条证据。

    孔子说:“子贡不听从天命而去经商营利,他猜测市场行情常常很准确。”孔子责备子贡善于囤积,善于估计物价涨落的时机,多次都能抓住时机,所以赚了很多钱,跟陶朱公一样富有。由此看来圣人的先知,也不过是像子贡屡次猜中行情一样。圣人也是根据一定的迹象和征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然后经过判断而得出结论。圣人见到异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称,是由于学得多而记得住。圣人巧于推算,善于估计,见识广,记得多,从微小的苗头看到明显的结局,如同根据今天的事物进行推测而预见到千年以后的情况一样,这可以说是才智浩如渊海了。孔子能够看到细微而不明显的事物,思考问题透彻,是由于他的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才超过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超人的视力,能知道别人所不能知道的情况。如果看得透彻看得远,听得清楚无所不闻,能与天地交谈,能跟鬼神说话,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那才称得上是神而先知,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但是,现在圣人耳闻目见,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贤人略微高明一点罢了,怎么能说像神一样无可比拟呢?圣人跟贤人一个样,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称为圣人,那么圣人与贤人只不过是区别才能大小的称呼,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名号。怎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

    齐桓公与管仲商议讨伐莒国,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问管仲说:“我与仲父商议讨伐莒国,还没有行动,国内的人都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国内一定有圣人。”一会儿,正好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于是就派一个管接待的官员把他请到殿堂上,分别按宾主的位置站好。管仲说:“是您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吗?”东郭牙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想要讨伐莒国,你凭什么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画,小人善于推测,我是私下推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讨伐莒国,你根据什么推测的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脸上有三种神色:婚庆喜事时,表露出欢乐高兴的神色;举办丧事时,表露出愁苦哀伤的神色;发生战争时,表露出非常愤怒以致气得四肢发抖的神色。你的口开而不闭,说的正是“莒”字;你的手臂举起来指,所对着的又是莒国的方向。我私下想国家小而又不服从齐国的诸侯,大概只有莒国吧!因此我就这样说了。”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区别事物考察事理,他说“国内一定有圣人”是真心诚意地说国内一定有。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就是说东郭牙是圣人。如果圣人与贤人根本不是一类,管仲明知当时并没有像黄帝等十二圣之类的人,他就应该说“国内一定有贤人”不应当说是“圣人”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说“国内一定有圣人”这是说圣人能先知。等到看见了东郭牙,说“一定是这个人”是说贤人就是圣人。东郭牙对事情了解得这样清楚,这和圣人是一样的啊。

    有个宾客把淳于髡引见给梁惠王,梁惠王一连两次接见他,淳于髡始终一言不发。梁惠王对此很不高兴,因此责备那个宾客说:“你赞扬淳于先生,说管仲、晏婴都赶不上他,等到他见了我,我并没有什么收获。难道我不值得跟他谈话吗?”这个宾客把惠王的话告诉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本来嘛,我前一次见惠王时,他的心思放在远处,后一次见他时,他的心思在音乐上,我因此没有说话。”宾客把淳于髡的话一一汇报给惠王,惠王听后大吃一惊,说:“哎呀!淳于先生实在是个圣人呀!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正好有人来献龙马,还没来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来了。后一次他来,正好有人来献歌手,我还没来得及试听,正巧他又来了。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那儿。”淳于髡能观察到惠王的心思在远处和音乐上,就是成汤、夏禹那样明察的人,也不能超过他。一个人的心思藏在心里,从外面发现不了,淳于髡却能知道。如果把淳于髡这类人看作是圣人,那么淳于髡就是圣人了;如果认为淳于髡这类人不是圣人,那么所谓圣人的明智,又怎么能超过淳于髡对于梁惠王的了解呢?通过观察面部表情来探测内心的活动,都是由于有所依据才能推测得那么准确。

    楚灵王召集各国诸侯,郑国的子产说:“鲁、邾、宋、卫四国不会来。”等到各国诸侯聚会时,这四国果然没有到。赵尧是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你手下的御史赵尧将要代替你的职位。”后来,赵尧果然做了御史大夫。这样说来,四国诸侯不来参与盟会,郑子产是根据情理推断出来的,赵尧做御史大夫,方与公是通过某种状况观察出来的。推究情理、观察状况,推断未来,都是有所依据而考察出来的。鲁人公孙臣,在汉文帝时上奏章给皇帝,说汉朝是土德,它的吉兆黄龙该要出现了。后来,黄龙果然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了。公孙臣知道黄龙将要出现,是根据乐律和历法推断出来的。

    贤圣的智慧如何,事情应该说已经得到验证了。贤圣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们的先知,是运用各种术数,或者是善于估计和巧妙的推算,并不是圣人凭空就知道的。神怪与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圣人与贤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们动脑筋想问题互有长短;他们对待事情并没有什么神怪的地方,因而圣和贤这两种名号可以相互更换。所以,贤、圣是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称号;而“神”却是一种渺茫恍惚无形的事物。事物不同,性质也不会一样;事物相同,表现也不会是两样。圣和神的名号是不同的,所以说圣不是神,神也不是圣。东郭牙因为善于推测所以能知道国家的内情;子贡善于估计所以能够赚钱。圣人的先知,就是子贡、东郭牙这类人的先知。圣人既然与子贡、东郭牙相同,那么子贡、东郭牙这类人也就是圣人了,既然如此,圣人与贤人的实质是一样的而只是名号不同,他们之间才能不一定相差很远,智慧也不会成倍相差。

    太宰向子贡问道:“孔子是个圣人吧?他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这本来是上天让他将成为圣人,又使他这么多才多艺的。”将,就是将要的意思。子贡不说已经是圣人,而说将要成为圣人,是他认为孔子当时还没有成为圣人的缘故。成为圣人和成为贤人一样,要修养磨炼自己的操行,操行还没有磨炼成功的时候,那只能说是将要成为贤人。现在子贡说孔子将要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是可以做到的缘故。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业,三十岁言行合于礼,四十岁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一听到别人说的话,就能辨明是非真假。”从“知天命”到“耳顺”学习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达,这是成了圣人的验证。还没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不能“知天命”达到“耳顺”的程度,所以就称之为将要。当子贡回答太宰的问话时,大概是孔子三四十岁的时候吧。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做太子的时候。听说先生有这样的议论,说‘做圣人容易’,有这回事吗?”田诎回答说:“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去做到的。”昭王问:“这么说先生是圣人吗?”田诎说:“没有作出功绩之前就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尧对舜的认识;等到有了功绩之后才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一般人对舜的认识。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功绩,而王就问我‘你是圣人吗?’敢问大王你也是尧一样的圣人吗?”圣人是可能通过学习做到的,所以田诎说做圣人容易。如果圣人卓绝得与一般人大不一样,是禀受天性自然生成的,那怎么能学呢?学习做圣人又怎么能成功呢?田诎说的“做圣人容易”未必能够成功;田诎说的“做圣人容易”也未必是对的。他所说的“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做到的”这大概倒是符合实际的。

    圣人可以经过学习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更特殊些罢了,所以贤人圣人的称号虽有区别,但在仁与智方面是共同的。子贡对孔子问道:“您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我只是学习从不满足,教人从不觉得疲倦而已。”子贡说:“学习不满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有仁又有智,您就是圣人了。”由此说来,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学到了圣人的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骞、颜渊,他们学到了圣人的各个方面,但程度不深。”这六个人在当时,都具有做圣人的才能,有的略有圣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备了圣人之才而不够高明,然而都称他们是圣人,这说明圣人是可以经过努力学习而达到的。孟子又说:“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辅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召唤,天下太平时出来做官,天下大乱时退去归隐,伯夷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君王都可以辅佐,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召唤,局势稳定可以做官,社会动乱也可以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该离开就赶快离开,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孟子还说:“圣人,是百代的师表,伯夷,柳下惠正是这样的人。因此,听到伯夷品性的人,贪婪的人廉洁了,懦弱的人也长了志气;听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厚道了,狭隘的人宽宏大度了。他们兴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后知道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鼓舞的。难道不是圣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更何况亲身受到他们熏陶教育的人呢?”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们称为“圣人”说明圣人、贤人同是一类人,可以共用一个称号。宰予说:“据我看孔子,要比尧、舜贤良得多。”孔子是圣人,宰予应当说“比尧、舜更圣明”然而他说“贤”正说明圣、贤差不多,所以圣、贤这两个名称可以互相交换。